（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 （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匆匆流逝，没有留下一丝可循的痕迹。

父亲对我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大概不明知吧，变得沉默寡言的大庆更是很少提及。不过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忽然涎着脸再次问起我：“大嫂、二嫂、三嫂哩？”

我说：“梦里来，梦里去。”

“食不言，寝不语。”我又侧过身背对他说。

第二天大清早，我叫醒大庆搭手从两个装满书纸画卷的麻袋里翻找三年前的三张纸条。他啧啧地说：“大海捞针。”

“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着它。”我坚决地说。

我们后来在一本小人书的夹页中找到了芳芳的小纸条，上面还是找不到明确的称呼符号；又在我抄写歌词的笔记本里找到了静子的小纸条，上面还有我三年前的口水的印迹。这两张都不是我要的，我们便一鼓作气，几乎用了一天时间也没能寻出梦遥的纸信。我像温习教材般认认真真逐页翻找，又像焚书坑儒的情形一般将找过的书本扔地一片狼藉。

父亲慌乱地问我：“找什么？”

“找纸拉屎。”

父亲很诧异地看着我，指着厕所一本正经地说：“我昨天刚从你们的包裹里拿了厚厚一沓书纸。”

父亲刚说完，我就向厕所冲去。我听见父亲在身后嘿嘿地对大庆说：“憋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在阴暗的厕所里找到了梦遥的那三张情书，信纸的颜色已经退得斑驳，上面的字字句句被折折皱皱的纸张扭曲地隐约可辨。

当晚，我和大庆一起用装了开水的塑料瓶当熨斗把它熨得平平整整，又将它用厨房取来的花生油浸泡了一天一夜，叠起来放在我曾经的一支文具盒里。等我已经念了两年大学的时候，我家成了移民户，才记起从文具盒里取出来。

而在大庆帮我找着了三张纸条后的翌日晌午，那个三年前骂骂喋喋地给我送来情书的邮递员又送来两封信，嘴里依旧骂骂喋喋：“娘的，送了两封信，流了八斗汗。”

那两封信就像是两道诏书圣旨，让我们感觉到神秘、惶恐和窒息。

我们拆开信封时，三双手几乎以相同的频率抖动。看罢成绩单，大庆平和地说：“大喜，我挣钱供你上学。”

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低声说：“我一定好好读书。”

父亲沉默不语，转身走近厨房。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和大庆前几天去镇上，老王村长看见我们坐在何大胡子的拖拉机里，不屑地自说：“大人不计小孩儿过。”大庆装作没有听见，对我说：“我要是能上学的话，一定要学汽车。我喜欢车，它就像是把我的两条腿变长了，把我的两只肩膀变宽了。”他说话的时候瞪直眼看着我，仿佛在征求我的赞同。

然而，接到成绩单两天后，大庆吃罢早饭就走了。

吃饭的时候，父亲问大庆：“出去打算干什么？”

他嚼着满口饭菜，佯作满不在乎地说：“我想去学修车。”

“修车好，修车好。只要不挖煤，干什么都好。”父亲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哽咽起来，饭菜就吞咽不下了。

这次他像父亲一个月前孤身一人回来一样孤身一人出去。大庆走的时候，背着父亲回来时用过的蓝色牛仔背包，摇摇晃晃，虽然背包比起大庆只高出一点，却将大庆压得弯下腰背。大庆走到院场边时，回头向我和父亲用力挥了挥手，说：“我走了。”

父亲转身从里屋翻出一张广东地图，追上去塞进牛仔背包，哆嗦地说：“想回来的时候再照着地图回来。”

我愣在原地，不动声色。我只在心里默默地对大庆说：“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当我耳边响起何大胡子拖拉机的嗵嗵声，还有刺耳的蝉鸣犬吠时，我就像做了错事无法面对一样畏畏缩缩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跟在拖拉机尾后，顺沿双水河追随着一直到村口，何大胡子说：“出了村口，道路平直了，要提档了。”

父亲朝着大庆大声喊道：“上了火车，睡上一觉就到了。”

大庆就坐在提档的拖拉机上，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渐失在双水河的尽头。我随即感受到一种失去手足的痛苦，然而我记忆中的第四次若有所失即刻被我的自私冲淡，淡得连浑浊的眼泪也没有一滴。

返回的路上，我对父亲说：“原来去广东和双水河的流水是一个方向。”

父亲说：“流水有去无回，去了广东他还会回来的。”

是的，大庆去了广东还是要回来的，而他这一去就是八年。

我的高中生涯，是按照录取通知单上的时间如期而至。

上了高中，我认识了很多城里的同学，他们在人群中总是那么耀眼。我开始模仿他们走路时打着口哨，双手插在裤兜里；从早到晚包括上厕所的时候嘴里也不断嚼着口香糖，让我感觉自己如同一头反刍干草的公牛；把衬衫塞进裤裆，露出亮闪闪的皮带扣；还要省吃俭用地买香烟，我甚至经常跟着他们一起旷课打球。当初对大庆的承诺早已甩在后脑勺，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我用玩物丧志描述了那段时光。

那时，班里的同学分为城区和农村两个阵营。我本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阵营里的一员，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以说我投奔了城区阵营。在城区阵营里我是一条任人使唤的野狗，而在农村阵营里我又是一只追腥逐臭的苍蝇。

好在我在城区阵营里认识了刘君，他和大庆一样高，比我高出一个头，皮肤偏黑，一脸俊朗。缘于我告诉过他，大庆跟他一般身高，他便成了城区阵营里和我最亲近的人，经常给我讲述县城里发生过的故事；递给我香烟和打火机；有时候他也带我去附近的水库游泳，我不敢下水，便蹲在岸边帮他看衣物。

他每次穿着绷紧的裤衩从水里凫出的时候，我就迎上前把毛巾、衣服逐一递给他。他问我：“为什么不敢下水？”

看着浩渺的水库，我情不自禁想起了家乡的双水河，想起了落心在河里溺死的情景，垂下头低声说：“命里犯水。”

刘君嘿嘿地笑个不停，我想他一定不懂我为什么会说出如此一个荒诞的理由。

认识刘君之后的日子，我开始在城区阵营里有说有笑，他们有时还会与我称兄道弟，这让我感到一种受宠若惊般的兴奋。有一次我们旷了课堂沐着和风暖阳坐在草地上谈天侃地，我内心的兴奋像泛滥的洪水溢于言表。我说：“能和你们一起谈笑风生，比月考拿了班里前三还兴奋。”

话音刚落，一个黄头发哈哈大笑起来，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让我甚觉厌恶而畏葸。他说：“月考就像是女人的月经，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挺过去就好了。”

接着我听见这个阵营里发出嘈杂邪恶的笑声，比上课的铃声还刺耳，他们开始逐个讨论起班里的女生。那个懵懂的我听见他们离经叛道的笑谈，充满好奇，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却断定他们那里有我深深好奇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筐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模仿和跟随他们的立场。

班主任指着全班六十多号人，恶言厉色地骂我们八零后真是垮掉的一代，骂我们是一群人渣败类，后来又把我从那一群人渣败类的概念中剔出来，说我是一块需要雕琢的璞玉。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在城区阵营里安营扎寨了，这件事比起班主任说我是一块璞玉更加满足了我支离破碎的虚荣。

我不再怕别人问起我的家人时，我说我的同胞兄弟没有上学了；也不怕别人问及家长时，我跟他们说我是单亲，却还有过一个养父；更不怕别人会欺负我，因为曾经笑话过我的那个黄毛甩着如瀑的黄头发跟我说过，生活上他们负责摆平，学习上我负责搞定。

往后一直到了高二，我的成绩就像坐电梯一样晕乎乎地往下坠掉了。那个一年前说我是一块璞玉的老师开始詈骂我是一坨糊不上墙的稀泥巴。

这样一个比喻像一瓢粪便泼扣在我的头上，让我变得与那群人渣败类更加臭味相投，以至于我更加融洽地融进了城区阵营。

那时，学校对抽烟酗酒、打架赌博管得很严厉，每天都会有左胳膊戴着红袖头的学生会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行尸走肉般地游荡执勤，那情形让我想起了野史上描述的文革时期的红小兵。

也就是这些学校的骄子其中一个绰号叫狗子和一个叫狗腿子的，改变了刘君的人生，让他的人生像一个触礁的船舶，毁于一旦。

那天课间操的时候，我和刘君趁空去报亭买了当天的《楚天都市报》，顺便机打两注福彩，然后再像狗衔着一根骨头那样在嘴里叼着香烟。我们慢腾腾、晃悠悠地走向操场。因为在我们看来，学校的课间操和监狱里的放风就是一码事。

操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差不多在齐腰的地方有一个缺口，外面用血色的红漆刷写着带电的符号，里面黑黢黢，远看像是一张饥渴而恐怖的嘴巴，我甚至看到了那张嘴巴里不断吞吐的猩红的舌头。

我和刘君看见两个红袖头一前一后冲我们疾步走来，便赶紧习惯性地将烟头夹在指间，背在身后精准地弹进缺口，这个手法我们已经苦练了两年，每次弹进去都让人感到一种世界杯进球的亢奋。可是这一次，我的兴奋还没有遍及全身每一个细胞，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莫名袭来。

我看见那个叫狗子的红袖头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在远处他已经直指着我和刘君了。他那根抻得笔直的食指，如同遥控器一样，我们便被他牢牢遥控着立在原地，等他靠近。

狗子和狗腿子走近我们，我才发现他们的个头应该只比姚明矮一个肩膀，当我还在对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学校篮球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狗子用一只宽大的手拎起了刘君的衣领，厉声质问：“什么东西，交出来。”

还没等狗子和狗腿子看上我一眼，我便不打自招，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没有抽烟。”

刘君却指着电线杆的缺口，用挑衅的口气说：“娘的，想在太岁头上动土，还得看看你的种够不够大。”

俗话说狗急了还跳墙哩，这个叫狗子的红袖头二话不说，歪着脖子将那只带着红袖头的左胳膊伸进了电线杆的缺口。他还不知道自己这样伸进这个嘴巴一样的地方，就再不会收回来了。可能前几天下雨电线杆潮湿的缘故，水泥杆里面的钢筋带上了电，把狗子电死了。狗子死的时候，两只突兀的眼珠充满血丝，像冰糖葫芦一样红彤彤。那对曾经充满正义的眼睛现在却充满了恐怖。

后来在狗腿子的笔录中，他是这样写的：当时我和狗子在执勤，我们发现刘君和刘大喜在抽烟，便要把他们扭送政教处。刘君不但不服从，而且动手动脚。狗子是被刘君揞在电线杆上电死的。

毋庸置疑，那天的课间操被我们闹像一锅煮开的粥一样沸沸扬扬。

刘君的父亲是永和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刘君曾经带着我去他家玩的时候谋过几面，每次见面我都是开场套近乎：“我也姓刘。”

他便笑呵呵地说：“一家人。”他笑起来的时候，肥胖的脸上出现一道道褶皱。

尽管我心知肚明，两家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

然而，这次我再见到他时，却什么都没有说，我举手无措地等待着该来的一切。

那天，这个案子是刘君的父亲来处理的。他带着几个制服警察从耀眼的白色警车里跳出来时，眉头紧锁，已然丧失了往日的威风和神气。他是在处理完了现场采集、核对后对当事人和目击者做笔录时才注意到我的，对着我点点头，看着侧面窝火地说：“败家子。”

他的骂言让我惊讶于与老师骂我们是人渣败类竟是如此近似雷同。但我不确定他是在说刘君还是我，或者是说我和刘君。

刘君被他的父亲用铮亮的手铐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只是跟在警车后面亦步亦趋。他的眼神里没有责备，没有牵挂，倒是一种君子坦荡荡的从容。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