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 （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父亲在窃笑与叹息的转换间竟不记得故事已经讲述到哪个节骨眼，便上不对头，下不对口地续述着长生叔叔的故事。

父亲说事发那会儿，他们三个人正在煤洞外的路边蒿草间拉屎。其实他和东北大汉还没有拉屎的本能冲动，是那个话多屁多尿多屎多的河南佬提出的。按照煤厂老板要求，搭档小组中有一个人提出大小便，其他三人都得一起陪同方便，就像一人请客，其他应酬出席一样，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比拟虽是一进一出，一正一反的动作，却有一种极致的雷同。

听完这个创新的想法，让我对此煤厂老板敬仰万分。

也正是这个创新想法，必然了长生叔叔的悲剧。搭档小组里包括父亲在内的另外三个人都从容地在蒿草间蹲成一排嗷嗷叫着，长生叔叔却在里面迟迟没有出来。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迟缓的几分钟，却成了一个生命终结的致命时刻。后来有人说长生叔叔被鬼魅了，发生的灵异事件；也有人说他挖到发光的宝贝了，因贪婪地挖掘使煤道坍塌；还有人笑说是父亲、河南佬和东北大汉拉屎时的嗷嗷叫声太大，放屁声太响把煤洞震塌了。然而，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直到在父亲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后的两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父亲所说的那家深圳私人煤厂再次塌方而被整顿罚款的报道，我才仿佛听到了另一个堂而皇之的趣事。通过那个富有创意的老板的自辩内容，关于当年煤洞坍塌的缘由无意间又增加一个：老蒋的老窝台湾宝岛地震波及造成的。这无疑也是一个只能从如此出色的创意老板口中才能爆出的创意不减当年的事故真相。

基于这个因不可抗力引发事故的理由，煤老板成功自辩。这让高中时的我对创意的追求异常疯狂，我时常将与同学作业雷同解释为分子运动论的必然结果，这招除了对付物理老师奏效，至于解释给其他科目老师就是对牛弹琴；也用撕下的小说封面将教材封面像川戏里的换脸一样随堂更新，然后立起来放一百个心粗读精度做札记，这招叫掩耳盗铃，最忌老师沙场秋点兵；更是一改传统的蜻蜓点水式打盹，成为开创昂头挺胸式闭目养神的鼻祖，有时还被老师点名表扬：“同学们都要像刘大喜学习，认真看黑板，听地入神。”其实我感动得眼泪鼻涕一塌糊涂地想说自己已经听得入了梦见了周公。但也会遇上尴尬的情况，有一次我依旧如同一座雕塑般正襟危坐地做着南柯一梦，却被老师识破，他冷言冷语，不温不火地说：“我已经快半小时没有讲没有写了，别人都在做练习，你还看着黑板流口水……”

可想而知，我被处分了。但因为这些创意我曾经辉煌过，这让我对创意的追求依旧如痴如癫。

然而自鸣得意的我，却只是其他同学眼中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

当然这些都是两三年后的事。当时的我听完父亲的讲述，目瞪口呆，以为不可思议。大庆再一次像吃面条那样猛吸即将垂落的口水，他一脸好奇地问父亲：“到底为什么？”

父亲摇摇头，转身看了看凤凰山头的夕阳语重心长地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确定这句话他也是说给我的母亲听。

那天父亲在给我们讲完这个故事时，各家的炊烟正从角角落落的山坳里袅袅升起。

父亲已然感觉到了肩头那个高大沉重的背包深深地勒紧了皮肉，他摇晃着身体跨进门槛。进屋后，一双慌乱的眼睛在四处找寻冬梅的身影。在确定冬梅不在家后，他向我和大庆投来焦急而慌乱的眼神。

我们向父亲讲述那个叫敖磊的男人是如何猎获了冬梅时，我看见父亲将背包从肩头一截截地卸下；然后再当我们描述了冬梅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时，我看见他的身体也一截截矮下来，瘫坐在凳子上。

父亲半信半疑地问我：“冬梅走了？”

“半个月前。”我说

大庆补充说：“搭乘着何大胡子的顺风车走的。”

父亲慢腾腾站起身来，恍恍惚惚地对我和大庆说：“做饭吃吧。”

大庆说：“早断粮了。”

他继续说：“这几天我们都在何大胡子家、熬老太家蹭饭。”其实，我们有一天还非常老道地打着剃头的幌子，在我的干爹钱剃头匠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

父亲无奈地点点头，表示知情，说：“睡觉吧。”

然后，我和大庆像吃饱喝足了一样摸着肚子，打着嗝，走向里屋。对此，我至今想起仍不解为什么人会吃饱了打嗝，饿了也会打嗝；太烫会张开嘴，太冻也会张开嘴；哭会流眼泪，笑也会流眼泪；爱一个人会难忘，恨一个人也会难忘。

睡在床上，我听见自己和大庆的肚腹隔着瘪皱的肚皮发出沉闷的咕噜声，接着在寂静的深夜又听见了父亲一声声哼哼的叹息声。

我不确定自己那天晚上在几更睡去，但我心知肚明父亲那夜肯定辗转难眠。神智迷糊的我在翌日朦胧的晨曦中听见父亲挑水时扁担发出的吱呀声，继而闻到了米饭的糊香味。我和大庆几乎同时跃然而起，一种家的归属感油然而生。

吃完饭，父亲带我们去母亲的坟头祭念，父亲独自默默地点燃着火纸，不久大庆也上前帮忙，我嫌火苗太燎人，一直伫立在旁侧，没敢靠近，我怕自己会像当年烤红薯土豆、烤鸡蛋那样会被烤得焦糊烂熟。

中午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去了我的干爹钱剃头匠家。这意味着我们又将吃香喝辣，要知道这是这么多年用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一路上，我和大庆的口水像古井里的井水一样不断往外冒。大庆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将嘴里憋满的口水重重的吐在地上，说：“娘的，早知道不吃早饭了。”

我偷偷将盈满口腔的口水吞下，揶揄大庆：“没追求。”

快到干爹家时，大庆伸长脖子，打了个响亮的嗝，我还没有来得及追上去问他，他就扭头很满意地说道：“是个饿嗝。”

我也伸直脖子，憋出个闷嗝。我在心里自言自语：“是个千真万确的饿嗝，饿得连打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便赶上前，和大庆齐头并进。我们俨然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两个大兵，抱着誓死三光的决心，正一副十足饕餮之徒的嘴脸阔步向前。

下午回家的路上，走到大约之前打嗝的地方，大庆又伸直脖子，打了个响亮的嗝，这回他不急不慢地扭头满足地对我说：“是个饱嗝。”

满载而归的我也再次跟随着伸直脖子，却始终没能嗝出来。我心知肚明：吃太饱了，自然嗝不出来了。

此时，我还能听见父亲和干爹你来我往的客套话，当我听见剃头匠口口声声说着“慢走，常来”时，不禁失声而笑，在此起彼伏的嗝声和拖鞋拍打激起的漫天飞尘中大腹便便地踉跄走去。

约摸是在夜色泼墨般降临时，我们三人一行返回家中。一路上由于吃得太撑，走路只能摇摇摆摆，晃晃悠悠，脚底像被磁铁吸住一般迈不开来。还好后来逢上了何大胡子的拖拉机，我们毫无犹豫地跳上去一路颠簸而归，管他会不会被老王村长碰上。

父亲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天黑。”

一路上父亲充满期待地问起我和大庆这一年来学校的事，这让我回忆了刚刚结束的中学生涯。

在我和大庆一起上初中的时候，他被分在了我的邻班。虽然有时课堂上我可以隔墙听见大庆大声发言的声音，食堂门口排队时可以看见他在队伍里从容穿梭的身影，甚至上厕所也可以碰巧蹲在一排，但我和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一起撒尿就要比射程，一起讲话就要比嗓门。他总是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功课。他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无话可说。”

我却截然不同，我吃饭的时候喜欢和同学们像鸟雀栖落在树枝上一般蹲在食堂东面隅角的柴垛上，然后我们就叽叽喳喳地边说边吃。我认为我们说话时嘴巴的一张一合就足以嚼烂口中的食物，而口水也恰恰足以让索然无味的饭菜滑进肠胃；在走路时，为了能与班里的高个儿保持行列，我急促地迈着短小的双腿，就像我记忆中老王村长的疾风步伐一般；做功课的时候我也要打着口哨或者动情地哼唱着《单身情歌》，以至于连续有三个女生向我投怀送抱。

第一个是上课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下以优美的抛物线投到了我的课本上，把打盹的我吓了一跳，本以为是飞来横祸，老师投来的粉笔头，不想竟是飞来桃色。

另外一个是趁我扑在课桌上午休睡得口水积成一潭的时候，便把小纸条塞在了我的手心。充实的感觉让我在梦中以为自己又越过三八线去抓同桌女生的辫子了。醒来抹干脸颊上的口水后才发觉班花正对着我埋头傻笑，我便顺手用小纸条抹干桌面的口水，报之一笑。

第三个确乎是在初一寒假，我正呼呼大睡地享受着被窝的温暖时，一个邮递员捎来一封信，像鸡鸭抖擞身上脱落的羽毛一样抖落全身上下的积雪，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他娘的，送了一封信，转了十八个弯。”当我正忐忑不安地担心是学校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回家时，不料竟收到了一封洋洋洒洒三页信纸的情书，我不看落款也知道那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也只有她才会有这么好的文采。

这三段都在我的睡眠中突如其来的感情，让我如同梦境般应接不暇，举手无措。我便无从抵御地诠释着什么叫来者不拒，尽数全收。

然而在我失去了这三段感情时，却又如同梦境醒来般两手空空，孑身一人。我只能嗟叹不已，扼腕而惜。

但我并没有像电影里男主角那样或是失声大哭，或是寻死买醉，更夸张的还有削发为僧的。我显得很淡定，或者叫冷漠。我觉得一切顺其自然的好，该是你的门板也挡不住，不该是你的强求也留不下。既然这个三段感情是突如其来的来，也自然会突如其来地走。

那个比现在年轻十四岁的我，就是如此想法，竟不想多年后我依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扔小纸条的女生叫芳芳，那个塞纸条的班花叫静子，而那个寄来情书的科代表便是让我魂牵梦绕的梦遥。

叫芳芳的女生气质大方，我对于她的接受是因为她敢爱敢恨，她是第一个填补了我感情缺口的女孩，但我始终认为她的那个未加称呼的小纸条是错误地投在了我的课本上，或者说是她在以一个如同抛绣球般随即投出的小纸条，投掷下了感情的赌注，然后阴差阳错地落在我的书本上，仅此而已。

那个叫静子的班花，人如其名，静若处子，让人有一种赏花论月般的赏心悦目。她很少会当众主动与我说笑，而是习惯看着我偷笑。是她让我懂得了爱情不只是需要喧嚣的表达，更需要唯美的内涵。我不过是一阵风，让宁静静的她有一些骚动，如同平静的湖面被微风吹起徐徐细波。风远去的时候，湖面便也平静如故。

梦遥，是一个饱含诗意的名字。我曾经在无意中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后，卖弄地给邻排的她扔去一张小纸条，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梦之遥遥，其人也近”，惹得她高兴了半年。再后来我学会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便又故伎重演地向她扔去“梦之遥遥，妍妍其葩”，让她高兴了一辈子，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尽管如此，在我结束了初中生涯的时候，却落得形单影只，我们甚至连彼此的留言册也没有交换，那时的我再一次比父亲外出打工时更深切地感受到怅然若失。

大庆问我：“大嫂、二嫂、三嫂哩？”

我像父亲挑水那般从容地扛起收拾好的棉被和教材，指着远处蹒跚走来的一个孕妇，一脸铁青地说：“八字还没一撇呢。”便匆匆走去。

我知道大庆在问我芳芳、静子和梦遥，就故作冷淡。可是当微风拂来的时候，我的心尖却真切地感受到一针一针的刺痛，一滴一滴的酸楚，随着心脏的跳动滴落、蔓延开来。

扛在肩头的包裹沉甸甸，几近我的体重，我却毫无感觉，只感受到心窝的痛。匆匆走去的脚步更加疾促，我似乎听见大庆在后面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喜，你慢点；大喜，我跟不上；大喜，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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