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的刘备？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②），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传》，彭?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同上）……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 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做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札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的坚决反对，“荀?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之死发表看法： 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