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开始讲一个很俗的故事。

这还是一个很老旧的故事，旧到连我自己有时候都怀疑它的真实性。就像我有一段时间看过去的电影，电影里的人物、场景是那么熟悉亲切，甚至让我有些哽咽的感觉，但是，细细一想，脑海里却升起一个念头：那些往事是真的发生过吗？这个念头一起，我就开始疑惑，仿佛我自己经历的那一切也只是电影，不真实。

就像昨天深夜的那个电话，那么不可思议。

我是在被窝里接到那个电话。

被窝里很温暖，妻子背对我躺着，周围无声无息，一片黑暗，我和妻子之间有一道幽深的沟谷。我早就习惯了这样寂静，手机在我的枕边，调成了静音，但是就像黑暗中一道闪电，嗡嗡震动的声音还是惊醒了我。我转过头，眯着眼，看见手机闪烁着幽幽的光，不知道在哪个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陌生号码。

我本来不想理会，打算一把掐了算了。但是，莫名其妙地，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种预感在浓重的黑暗里一闪，竟然让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电话接通，对面却没有声音，不，似乎听见了微微的呼吸声。

我说：“喂，你好！”

对方还是没有出声，我的那种预感却愈加浓烈，仿佛手机那端的沉默恰恰印证了我的某种猜想。

“你……好！宁帆吗？……我是茗雨……”

她姓叶，但是，二十年过去，她在我面前还是只说自己的名，一如在二十年前那间阳光灿烂的教室，她坐在我前面，回头对我笑。

我和她的故事从一座小城说起。

说是“城”，其实不过是南方一个麻雀大小的县城。那个时候的县城东南西北加起来不过两条街，从这边到那边，半个小时足矣。街的两旁是高矮灰黑的房子，房子的后面，就是一片片农田。

我就生活在这个名叫桑城的小县城里。

我父亲当年在县城的一家保温杯厂上班，那时，工人似乎还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只记得父亲每天踏着夕阳回到我家那个破落的小院子里，喊一句：“儿子，来根烟！”父亲说“来根烟”当然不是要分一根烟给我抽，而是叫我给他点一根烟。我从拥挤狭小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父亲身边，接过他递过来的火柴，哧地一声划着，小心翼翼地将跳跃的火苗送到父亲的嘴边。父亲叼着烟凑过来，狠吸一口，然后向后一仰，发出一声极舒服的呻吟，鼻孔里呼出两股白色的烟雾。稀稀疏疏的夕阳洒在他的额头，和一旁的母亲零零碎碎的唠叨相互缠绕。

那时，我还小。

等我大了的时候，父亲似乎再也没有那么悠闲的下午了。

那时我十六岁，上高一，父亲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我虽然已经十六岁，但是对于父亲为什么失去工作不甚了了，说起来好笑，那时我属于那种书呆子的类型——是那种成绩并不出色的书呆子，现在想起来都很尴尬。

父亲没有了工作，和母亲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好几天，我躲在自己的那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开着昏黄的台灯，低头奋笔疾书，懵懂无知。

再后来，为了生计，父亲在街角摆起了一个小摊，卖冰棍饮料。这个小摊成了撑起我们一家生活的支柱。那时，开始流行一个词叫下海，我父亲这样也算下海了吧！不过，和很多励志故事里的情节不一样，父亲并没有闯出一片新的天地，小摊一直是小摊，风里来雨里去，依旧在那个街角，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刚才说了，我当时是一个成绩拿不出手的书呆子，在桑城中学。

桑城中学和桑城这个南方小县城非常“搭调”，在县城的东北角，是一所完中，也就是说，我最懵懂最热烈的青春都在这里挥洒——好吧，我承认这句话纯粹是装逼。

桑城中学只有一堵破落残缺的围墙，围着两栋四层高的灰白教学楼。破旧的教学楼矗立在众多高高低低的灰黑楼房之中毫不起眼，它前面有一块斑驳的操场，稀稀疏疏的草似乎从来都没绿过，也没有完整过，一直就那么癞痢头似地躺在那里，一如岁月。

我要说的那间教室在前面那栋破旧教学楼的三楼东端，那时的教室很古板，四周张贴着让我们仰头才能看见的名人画像和他们那些看了热血沸腾或者一脸懵逼的至理名言。四周的墙壁早已斑驳坑洼，就连黑板正上方的那面国旗都有些灰暗。

我就在这间教室里

说文艺一点，我其实是一个感性的男生——结果就是，我的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高一的时候理化成绩就基本徘徊在四五十分左右，非常稳定。但是我问心无愧，我真的很认真，每节课都像一个残忍的狱卒一样押着我的大脑拼命挤进老师所构筑的知识的大殿里去，但每次都徒劳无功，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丢盔弃甲。于是，考试的时候，我非常无厘头地创造出了一种简洁无效的答题方法——转笔罗盘，将a、b、c、d写在一张纸的四个方向，将笔在纸上转动，笔尖接近哪个字母就选哪个，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每次理化试卷发下来，我基本不看，揉成一团丢在抽屉里，我实在怕已经在街角摆摊吹风淋雨的父母看见那鲜红地触目惊心的数字。

于是，我盼望着文理分科的那一天。

高二上个学期文理分科，我记得我是全校第一个强烈要求读文科班的学生。

我对自己的文科很有信心，尤其是语文和英语。现在想来，人读书是要有天赋的。

我那时个子不高，但偏偏坐在后面，倒数第三排。其实我很享受这个位置，靠窗户，冬天的时候可以沐着阳光，听课枯燥乏味的时候还可以瞄一眼窗外的风景，至于夏天的暴晒，反而不显得有多么难以忍受了——至少可以用书挡着，顺便打个瞌睡什么的。

我读了三年高中换了两个同桌，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记不起高一的同桌是谁了，到了高二文科班，我的同桌是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脸上布满紫红青春痘的男生。这家伙看着斯斯文文，但是一张嘴全露馅，不但牙齿黄，连每句话都黄，也不知道这家伙从哪里学来的那些词汇，更奇特的是，他嘴里蹦出的那些词汇在当时的我听来显得很是新奇，简直匪夷所思。现在想来，和当时大街小巷流行的录像厅里放的港台录像带有关吧。

我的同桌叫程开，我们叫他开哥。

开哥在我的故事里勉强算得上男配二吧。

桑城真的是个小地方，细细碎碎说了那么多，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