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出租车之后，我对司机说：“看我这兄弟醉成这样，一点也不知道老人在家里着急。”那个干瘦的广东佬也不回头，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喝醉了好，最好是一醉不醒，香港本就是个醉生梦死之地。”我笑笑，这司机倒是个灵醒之人。一路无话，到了沙田，我塞了五百港币在司机手里：“师傅你是个明白人，不该说的别乱说。你这把年纪应该懂得：成也一张嘴，败也一张嘴。”

我们在沙田只待了两个小时，等臧建明一回来，我们把肉票塞进一辆租来的车里，由栾军驾车去青山那儿的房子，那地段更偏僻，人烟稀少，是用来藏匿肉票的理想地点。

按照计划，绑架一旦得手，歪嘴连夜回到深圳，用五百块钱在银行开个活期户头，然后打电话把账号告诉我们。

臧建明早晚两次把所有的报纸都买回来，我们读得很仔细，在一句一字中分析警察对这件案子的掌握程度。到目前为止，只有《明报》在社会新闻版里提到某某大户人家的家人失踪，只是很小的一条，登在第二版的底部，不注意就翻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歪嘴来电话说户头已经开好。我和臧建明出门给肉票家里打电话，电话接通之后，臧建明用纯正的广东话说：“不要打听我们是谁，只通知你们一下，你家少爷在我这儿作客，到时我们会送他回来。不要与警方有任何瓜葛，如果报警，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

“听好了，你家少爷欠了别人钱。如果你们想要他回来的话，准备一千万港币，尽快打进这个户头里，收到钱之后少爷就可以回家了。怎么欠的？还是让他自己回来给你们解释吧。人？当然好好的。一根汗毛也没少。”

虽然香港商店里的本地电话是免费的，任何行人走进去跟店家打个招呼就可以用；但我们用的是投币电话，每次不超过一分钟，我们为了打这个电话特地乘船过海去九龙，每个电话只用一次，这样警方绝对追踪不到我们的行迹。

我们等了一夜，第二天又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哭穷说只是一般人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臧建明说好啊，没问题，有个朋友急需换肾，没钱没关系，就拿你儿子的肾去抵债好了。这一记杀手锏马上起了作用，对方一口一个好商量。臧说换肾是等不得的。对方说可以先筹二百万。臧建明看看我，我摇摇头，竖起一个巴掌，五百万。

肉票家属还是纠缠不清，千万富豪声泪俱下地把自己说得连出租车司机还不如。哈哈，这种时候还想存侥幸心理？你不想想香港六百多万人，为什么单单挑你下手？

我从臧建明手中夺过话筒：“放明白点，你以为是在菜场买菜，由你讨价还价？五百万，一分也不能少。明天早上十点钟，如果我们还收不到款，‘啪’地一声，那你家就准备收尸吧，不用我多解释了吧！”

回来的路上臧建明对我说：“老大，二百万已经不错了，香港人喜欢露富，一个人号称千万身家，并不是说一捆捆的钞票就在手边，真要能拿二百万现款出来的人家没有几个。”

“你是什么意思？”

臧建明眼睛躲闪着：“我怕大伙白忙一场。”

是的，开价一千万，其实能有个二百万到手已经够满足了，二百万港币，在大陆那是笔天文数字，够吃几辈子了。不过，既然已经冒了险，脏了手，何不赌一把？我相信直感，我的直感是对方会拿出五百万来，已经到这份儿上了，再咬一咬牙就是翻倍的利润。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耗不起。你看看，才两天不到，我们三人的眼睛里都布满血丝，满地都是吃一半扔一半的饭盒，烟抽得像三座烟囱似的，手一摸头发嚓嚓地闪静电，上厕所还没抖干净就赶紧拉上拉链。晚上不敢睡觉，三人轮流睡，但睡下也得睁只眼。走在路上，看见一个老头子也怕是警察的盯梢，有人不经意地瞥我们一眼，手马上伸进怀里摸枪。时间一久，压力大得叫人吃不消。

第三天夜里是作案以来最漫长、最不安的一夜。我一直在担心歪嘴那头，说不定香港警方已经通知大陆，监视那个户头，在歪嘴去查询之时就把他拿下，再严刑逼供。

我是信得过歪嘴的，但人在酷刑之下什么也保证不了；也许，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地，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我们松懈之时，发动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我吩咐大家不许脱衣睡觉，打盹儿也枪不离身，因为警方介入的话，他们最可能在这个时刻采取行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肉票家属已经报警的迹象。但是，决不可小看香港警察，英国鬼子正儿八经训练出来的，反绑架、跟踪、监听都有一套。如果被堵在这里，打起来，我们这三支手枪能派上多少用处？周润发的电影看多了，皇家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说到肉票，我们二十四小时看着他，这公子哥儿不怎么吃东西，我们买回的盒饭碰都不碰，只要求喝水，还得是瓶装的纯净水。都什么时候了，还耍少爷脾气。有一次趁栾军上厕所，他踩上床，打开离地一人多高的窗子，一条腿已经跨出去了，被赶回房的栾军一把揪下来，一个大耳刮子甩过去，马上尿了裤子。我们警告他：再敢逃跑的话，格杀勿论。

我们在等歪嘴的电话。原本说好款子到账之后，马上打电话到房子附近的一个电话亭，一清早我们三人就去轮流守候，十点钟是我给最后时限，结果等到十一点还没有电话。栾军回来时，我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让栾军在房间里守候，我与臧建明到走廊上，两人蹲在地上抽烟。

“三天了，”我说，“不能再等了。”

臧建明没说话。

“你去做下准备，中午之前撤。”

“老大，你准备把肉票怎么办？”臧建明问道。

“你说呢？”

臧建明踌躇了一阵：“伤脑筋，留下是个活口，杀了又于事无补。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我手托脑门儿，说：“让我想一想，你先进去换小栾，让他把车开出来准备一下。”

连抽了两支烟，我还是做不了决定。走进房里，肉票坐在床边，臧建明在一边守着，我使了个眼色，朝外面一努嘴，臧建明如释重负地逃了出去。

我慢慢地走近肉票，咳了一声，年轻人低着头不敢看我，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几天关押下来，原本潇洒的发型乱得像个鸡窝，身上的高级衬衫皱成一团，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垂着一个金质的十字架，几天没洗澡，汗馊味，加上他几次尿裤子，身上发出一股腥臊臭气。

“你家人既然不肯出钱，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拔出枪来，旋上消音器。

年轻人抬起头来，用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先生，你是不是要杀我？”

我点了点头：“不错，你家人不肯为你出钱。”

“不会的。”年轻人语无伦次地说道，“我家人一定会想办法筹钱，求求你再等一段时间……”

我心中一动，也许我们可以再等半天，随即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六点之后罗湖海关关闭，再等上半天就得在香港多待一天，一天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几个人的神经已经绷到极限，我不愿意冒这个险，俗话说：上一分钟还走得脱，下一分钟呆木桩。

年轻人看到我不为所动，啜泣起来。臧建明听到响动进来看了一下，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结果还是没说出来，转过身走到门外去。

年轻人要我给他点时间做祷告，我点头容许了。他背对着我跪下，两手搁在床沿上，一面抽泣一面喃喃自语。我轻步过去，趁他低头念诵之际，对着他的后颈窝扣下扳机。打这地方，人的痛苦最少，走得也最快。

我清理了房子里所有的痕迹，和臧建明走去汽车停泊处。他显然受了惊，手发抖，点了几次烟都点不着。我的心情也糟透了，第一次自己出来干就失败。就在我们准备弯身坐入车里时，我好像听见有电话铃声响。电话亭就在半个街口之外，可能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及细想就拔脚狂奔，到了电话亭外铃声戛然而止。我喘着大气死盯着那部电话，心怦怦地跳，与香港街头任何地方的电话一样，塑料的壳子，镀铬的面子，淡黄色的机体。现在它静静地一声不响，我不甘心地把话筒提起来放到耳边，嗡地一阵拨号音，电话没坏。

刚才我确实听到了铃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也许，几天几夜没睡好，脑子里总盼着歪嘴打电话过来，以致耳朵也产生了幻听。就在我扔下香烟转身离去之时，铃声像发疯似的响了起来，我吓了一大跳，手已经自动地拿起了话筒，只听得歪嘴的声音说：“老大？我们成了……”

歪嘴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心里雀跃不已，五百万啊！我尽量控制住自己想要仰天长啸的冲动，走回车子，门一开，两人的眼睛都盯住我，我简单地说：“赶快走，我们现在是有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