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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你一早到的天使》第1天*天使诞生,我坠入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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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第一天

多年以后,当我和保罗去若缺的学校观看他们的圣诞演出时,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他出生时那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

醒来的时候,我微微睁眼,朦胧中看见左右两边悬挂着花色布帘,从天花板垂到地面,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间。床边是落地金属架,三四个砖头大的电子仪器竖直并列固定在架上,有软管从仪器下端吊出,伸进我的被单里。这些仪器都有液晶显示屏,数字在走动,联想以前中国仅有挂钩的立式输液铁架,它们像是远程*对比小米加步枪。

那么,我是在手术后的恢复室了。

我看见了血袋,那么我是在输血。我顿时感到了难受,全身难受,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具体部位怎样难受。头晕沉沉,身体虚弱得像一团撕碎的烂棉絮,而烂棉絮上好像压了一座山。我闭上眼。

脚那头有热风呼呼吹着,我仍觉得冷。

“滴——哒——滴——哒——”“嘟嘟——嘟嘟——”各种监控仪的警报此起彼伏,刺耳极了。有人在布帘隔壁的小间交谈;门开门关,不断有人进出房间。

再睁开眼,头偏向右边,看到了妈和保罗。妈坐在床头,离我很近,似乎在随时观察我;保罗腰板挺直地靠在椅背,两手插在外套兜里,一副岿然不动的姿态。

“几点了?”我声音微弱地问,我疑心他们会听不见。

妈凑过来回答了我,我立刻忘记了她的回答。

“你的情况很好,医生说了没问题,好好休息。”妈在我耳边说。她的语气让我以为我只是发了个烧,输了一点生理盐水而已。

麻醉的药效一点点减退,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我醒过来了,我活着,而且必须长久地活下去。

护士陈小姐掀开帘子进来。我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但她的粤式普通话已表明了她的籍贯。她不是我的护士,只是在手术前以防我需要翻译临时找来的。她很职业化地看看液滴走速,又看看我,点头:“不错,脸色比刚才好多了。”转脸对着妈说:“医生说贝比很不错,在这个孕周能这样很不错了。”

妈满面笑容:“谢谢,谢谢。好象是900克吧?”

“不到900克。”陈小姐淡定地说。

“是900克。”保罗突然插话,语气里有一种坚持。

“那我去帮你们查查。”陈小姐掀开帘子出去了。

问得真多余,到不到900克有什么区别?我根本不想知道答案。

陈小姐很快回来:“是897克。”保罗没说话,妈点头道谢。

“没事的,我家亲戚有个孩子也是早产,在保温箱住了三个月回家。”陈小姐安慰地说。

“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回身对我说,“听见了吧,在保温箱住三个月就好了。”

有这么轻松吗?我想都不愿意想。

我闭上眼又躺了一会儿,嘴里又干又苦,护士是不会给我水喝的。

睁眼又看见他们俩默然坐着,保持着刚才一样的姿势。我说:“你们不用两个人都待在这里,保罗你先回家睡一觉,吃完晚饭再来换我妈。”从我住院的那一天起,他跟我一样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以为他会像平时一样,对我的建议、要求充耳不闻,但他“嗯”了一声,突然冒出一句:“贝比很漂亮。”说完觉得不过瘾,又用英文说了一遍,“babybeautiful.”

很漂亮?很漂亮?我连苦笑都笑不出来,默认、赞同、揶揄、悲哀我都表示不出。我感觉,他一直在等机会要跟我说这句话。

保罗走了,我想起来问妈:“你们都还没有吃午饭吧?”肯定没有,他们哪有时间吃饭?

我让妈出去吃饭,她不肯。附近没有中餐馆,她不说英文没法去其他餐馆吃饭,更何况她也吃不惯外国饭。

我想起早上她给我带了鸡蛋酸奶以及其他一些食物,我还没来得及吃,医生就来给我上了麻醉针,不能吃也不能喝。

“我在病房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吗?”

妈从床头拿出我的背包给我看:“都在这里,你一走,清洁工就进来打扫房间,所有东西都装在医院给的大塑料袋给我,我放你包里了。”

“那就把你带来的东西当午饭吃吧,省得出去了。”

“在这里?行吗?”妈小心向门帘缝张望了一下。

“没事,悄悄在这里吃没人知道。”我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在恢复室吃东西,只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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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我的是个微胖的黑人 护士,圆圆的脑袋卷卷的黑短发,时不时过来检查一下输液的仪器、换药水、量体温血压。妈见输血的导管堵住,里面的血液不再滴落,比划着叫她过来看。她笑眯眯地拔下导管,挤捏一番,重新插上。

妈容不得出一点状况,老想找护士,跟我说:“怎么搞得,高压和低压一样低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血压?这上面这么多数字,要让你都知道哪个是什么意思,还得上四年护士大学。”她自己不会说英文,鸡毛蒜皮都要我转述给护士,我烦。

那黑人护士倒没有烦,总是慢悠悠笑眯眯,下次再来疏通导管,还跟别的护士赞道——妈妈帮助我呢。

两三个小时后,麻醉药效几乎没有了,下腹部开始疼痛,一条横线的疼痛。我记得最后时刻阿塔拉医生冲进来:“原,你贝比的心率下降了,现在我们要做手术。”

我的背上已经上了麻醉针,针刺进脊柱,一条条胶布从腰、背贴到脖子固定针头和软管。我说“好”,话音刚落马上有几个医护人员涌进来,动作迅速地将我的病床放平,疾步推出门,左拐进了一条走廊,没几步就进了手术室。我住的是高危病房,应该离手术室很近。

我以为会把我抬到手术床上,我的记忆力里没有挪到另一张床的过程,难道在推我进来的高危病房的病床做了手术?只记得很多人在旁边忙碌,我的左右两臂被拉开绑在床边伸出的支架上,布条一道一道地缠上来,把我的两臂牢牢捆住。脚呢?脚好像也被绑了。一张布帘从脚那头移过来,停在下巴处,我像一个仰面朝天的乌龟,完全处于一种听天由命的姿势。

每年的复活节,电视里都会播放关于耶稣的节目。今年的仿真纪录片以拍电影的手法还原历史场景,耶稣受难时就是这样被放倒在地上的十字架上,双臂打开,绳索一道一道缠上来,捆住两腕,捆住脚脖子,然后在手掌和脚背钉钉子。

耶稣受难是为了信仰,我的受难是为什么?

病床的床头是抬起来的,从高危病房转移到手术室的这一分钟里,我猛地从直坐状态变成平躺状态,一下感觉呼吸不畅,鼻子骤然堵塞了。我叫道:“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一个氧气罩扣在我脸上。

我感到肚皮上尖锐的划痛,右下腹被剌开了,我大叫一声——不是因为疼,是我不想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肚子被一刀一刀地切开,我想让医生知道我还有知觉。第二刀接着第一刀的位置从右向左纵深前进,在喊出第二声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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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告诉我之前,我一点都没有想过,一大群医生护士把我推进手术室后,她一个只会几句英文的老太太独自留在病房,会是什么感受。

她永远不会说忐忑、慌张之类的话,当她能明确意识到恐慌、担忧时,恐慌已经远远过去了。妈对陌生环境、陌生人物、突发事件的反应总是慢、粗、浅、短,她的感觉粗放反应滞后虽然经常让我恼火,但有时候也让我羡慕。

现在,妈在床头小心翼翼地告诉我,我被推走后,她想给保罗打电话——医生进来说了些什么一句也听不懂,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推走,怎么能不慌张?怎么能不害怕?女婿是除了女儿外,在纽约这个庞大城市里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却又不见踪影。她当然要给他打电话。

她拿起我的手机,总算按出了contact(联系人)键,在一长串英文姓名中认出了lee,以为是保罗的手机号,电话一通她就急不可待地说:“桑原进手术室了。”那边的人却用僵硬的中文问她:“你是谁?”

她打到保罗的弟弟家里,准确地说是保罗母亲和弟弟的家。结果,不知道我怀孕的婆婆和小叔子被劈头告知:“桑原进手术室了。”

我埋怨她:“他的英文名字你还能不认识吗?再说是不是他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

她分辩道:“电话已经通了,我该说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了。”

“什么也不用说,不是保罗你就挂掉电话。”

两个人都不高兴,她气我挑三拣四吹毛求疵,我气她粗枝大叶唏哩马哈。

我很快消了气,她这把年纪还要在美国探病陪护,已经是我欠了她的。

※※※※※※※※※※※※※※

罗马尼亚人来了。他是一个瘦削、和蔼的东欧人,四十岁左右,有一头黑色卷发。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因他长得像某部罗马尼亚电影里的某个角色,就在心里叫他罗马尼亚人。

他是第一个手术后来看我的医生,我理所当然地把他当成手术医生。

我向他抱怨口渴,他说可以给你些冰块嚼嚼。这一次我没有拒绝,如果拒绝,很可能到明天都没有任何东西解渴了。

上一次他说要给我冰块是在两天前的星期二。星期二夜里,我刚从高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四五个小时,就从普通病房又转回到高危病房。第一个进来的医生也是罗马尼亚人,和他一起来的是相貌古典、带有东方神韵的美国女孩,她直直的长发扎了一束,顺溜地垂在脑后,我立刻在心里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春桃”。春桃利索地戴上白色胶皮手套,温柔体贴地说,我的名字叫xxx,我是xxx方面的医生,现在我要给你做检查。

检查完了春桃不动声色地说,只剩两指。手套的指尖上沾染了鲜红的血迹。

不同的医生们来来去去,忽而又没人来了,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好像没人管我了。进来一个年轻黑人护士给我换吊瓶。听到春桃说“两指”,我从如履薄冰“咕咚”一下坠入冰河,看见护士还在不紧不慢地量血压、量体温、换药水,而医生们不再露面,我生气地问:“什么时候做手术?”

正巧罗马尼亚人进来,这个黑人女孩误解了我的话,一边忙着手头的事,一边用匪夷所思的语气对罗马尼亚人说:“她想让贝比出来。”

罗马尼亚人看看我,说:“才二十五周多,相当早啊。”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几乎愤怒了,转而绝望,眼泪涌了上来,悲哀地对罗马尼亚人说,“我觉得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次药起作用,我觉得这次药没起作用,我的背和腰都疼。”

上次也不过是五天前我刚入院时,输液打了安胎药我又感觉到了胎动。

“你现在休息一下,好好睡一觉。”罗马尼亚人安慰我,“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可以喝水吗?”自从住进高危病房,每一项行动都要呼叫护士,包括喝水,我只好让妈从家里拿了两个水杯,一个装冷水,一个装热水保温,放在床头餐桌。

“从现在起,你不能喝水吃东西,以防有紧急情况需要做手术。如果你吃东西喝水,手术时你可能会呕吐,呕吐物进到气管就危险了。”

我不吃饭贝比的营养哪里来?“明天早上也不能吃不能喝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笑。每次他被问到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和蔼地笑笑。他从来没有“这是愚蠢病人之愚蠢问题”的表情。

“可是我很渴啊。”我坚持着问,他总不能不解决饥渴问题吧。

他通融地说:“我可以给你一些冰块嚼嚼。”

“可是我不吃冰块。”这个时候可以吃冰块吗?我的中国身体中国胃中国*里的中国贝比,能经受起冰块的寒凉吗?

他爱莫能助地笑笑。

拒绝了冰块,一直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后医生解除禁食令,我才喝上水。

那一晚,我以为我会像前几晚一样睡不着,不一会却迷迷糊糊睡去,罗阿尼亚人的劝慰像安眠药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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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按照罗马尼亚人的吩咐拿来了冰块,妈在旁边一块一块塞进我嘴里,融化的冰又凉又甜,有如甘露。一会就吃完一小杯,又找护士要了一杯。

妈在美国的口头禅是:“国内如何如何……”“国内哪儿会是这样,哪儿会是那样……”凡此种种,都是声讨美国的不通人情不合道理,现在她亲手拿冰块给我吃,我等着她说“在国内,生完孩子哪有吃冰块的”,她说的却是:“你入乡随俗了嘛。”

她也入乡随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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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将至,日头渐长,八点半以后天仍是大亮。

晚上八点多,我让妈趁着天还亮回家去。路虽然不太远,但要坐两趟公车,赶得巧车马上来的话,不到半小时就能到家;要是每趟车等十几二十分钟,那就一个小时也到不了。步行回家也不过四十分钟。

这个恢复室跟我住了一周的14号高危病房一样,一扇窗户都没有,永远不见天日,总觉得时间还停留在午饭前我进手术室之时。

布帘左右两边各有一位产妇。左边广东人,右边俄国人,都是剖腹手术后被推来此处观察的。广东人对来探望的人说,孩子有八磅,怕生不下来,所以剖了。俄国人问值班护士,孩子六磅,够份量吗,护士答,正常范围内。

几个小时后,广东人俄国人先后转移到病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妈走以后,麻醉彻底失效,疼痛像不断生长的海藻,把我全身缠裹起来,海藻里有一只狰狞的八爪鱼爬上了我的头,触手恶狠狠地伸下来,几百个吸盘强力吸在我身体上,那是难以忍受的揪扯抓挠。闭眼躺着也感到头晕目眩,好像乘着一艘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忽上忽下颠簸。即使妈还在这里,我也没法跟她说话了。

病床应该是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比正常的病床窄小,左边的护栏竖起,一些管子从护栏间穿过,带按钮的镇痛棒绑在上面,护士告诉我,疼的时候按一下。我忍了很长时间才第一次按了镇痛棒。疼痛是暂时减缓了,头却更晕了,伴随着恶心的感觉,在惊涛骇浪的颠簸间我晕船想要呕吐。

我就在八爪鱼与惊涛骇浪之间来回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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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第二次来时,我的精神状态比第一次还差,有气无力眼睛都不想睁,但我提了一口气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去病房?”

他说:“你失血太多,晚上抽血检查一次,如果情况好转就可以去病房了。”他关切地问:“还是很疼吗?疼就按一下镇痛棒,会给你输入少量的止疼药,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可是镇痛棒让我想吐,我宁肯忍着疼了。”

他又是无奈地笑笑。

麻醉醒来之后情绪总是不稳定,遇到好脾气的医生护士,说话就有些怒气冲冲,顾不上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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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在地上,手机在包里,我用能自由活动的右手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还是不让保罗来了吧,他来了也是在这里干坐着,真有事要帮忙,他还可能越帮越忙。

家里电话没人接,妈还没到家,保罗已经出门了。

九点了,他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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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恢复室清静了,只有我一个病人。护士进来,出去时忘了拉上帘子,我看到对面沿墙紧密地排列着柜子和桌子,房间中央几张桌子对拼起来,桌子上几台电脑,左边有一个洗手池。这里也许兼作护士办公室。

我的胖黑人护士七点钟下班,然后我好像没有固定护士照管了。有一个叫弗吉尼亚的护士在房间值班,其他护士进来一下就出去了,只有她总呆在这里。

一个年轻的黑人护士来抽血,扎了四针都没扎进血管,第五针找了另一个护士来扎才成功。抽了三四管血,拔出针头后黑女孩发现,少抽了一管!于是我又挨了一针。

九点半以后,保罗来了,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表情,说他去看贝比了。

“你看到了?”我诧异,放保温箱那种病房可以进去吗?

“早上他刚出来我就看到了,大概几秒钟,然后他们马上送他去尼克由 。”

“他很漂亮!”保罗意犹未尽地说,带着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遗憾。

漂亮?足月胎儿刚生下都红紫皱巴,早产三个半月的胎儿生下来会很漂亮?

我凄楚地一笑:“今天白天,旁边这个广东人说,她的贝比有八磅,她嫌太大了才做的剖腹产。我想到我的贝比连两磅都不到,我真难过……”

“别管别的人,我们照顾好我们的贝比就行了。”

照顾?怎么照顾?他甚至不能自己呼吸,我怎么照顾他?他现在应该躺在暖暖和和的*里舒舒服服地睡觉玩耍,他在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来了,他没有准备好,我也没有准备好。

“手术以后,我碰到阿塔拉医生。他跟我说,你是胎盘提前剥落,这个很危险,如果你那时不在医院,会非常危险的。”

“会非常危险”的意思就是会死。

我听了无动于衷,死吓不了我,比死更可怕的事多的是。

我看他在这里也是磨时间,让他早点回家,晚了连出租车都不好叫。这些天,他基本上都是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不,我要去看贝比。”他早就盘算好了,翘首以待,“尼克由二十四小时开放,父母亲随时可以去看。”

“你每天从外面进来,身上有很多细菌,会传染给他的。”

“我洗手,每次进去时我都洗手。”保罗立刻正色声明,“医生希望父母亲去看,这个对贝比有好处。他们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知道,父母在旁边他们会知道。”

我真不忍心打扰他的好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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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走后,我又疼又累又沮丧。抽血化验后没有了下文,今夜是不可能转入病房了。想起围城里的一句话——“今夜的睡眠像唐晓芙一样不可得”,对我而言,今夜的睡眠像病房一样不可得。

晕啊,身体更加飘忽,好像一粒无依无靠的宇宙尘埃在漫漫太空游荡,只盼望赶快遇见一颗小行星让我附着上去。

夜里,天花板的日光灯还是通明的,时不时有人进来,或者取个东西,或者跟弗吉尼亚交谈几句。一个应该值班的护士要外出,说三点回来。三点她没回来,有电话找她,可能是上级。她回来后,弗吉尼亚转告她电话内容,并说:“她知道你不在。”

整个晚上,弗吉尼亚只照顾我一个人,查看液滴速度和药水余量,一小时检查一次排尿量,倒空小便袋。输液监视器因为流速变化,不停地发出各种刺耳警报。

一个电话打来,应该是印度医生阿塔拉,弗吉尼亚详细地向医生汇报我的排尿量,清晰准确,如数家珍。

罗马尼亚人第三次来,看见小便袋里排出的尿量,称赞:“她的肾功能不错。”

不知几点,弗吉尼亚来抽血。我只感觉有东西轻轻地搭在手背上,针头就扎进了血管,丝毫没觉得疼痛。可见,黑人护士三四针也扎不进血管,并非由于我的血管太细或太滑。

我微微睁眼,第一次看见弗吉尼亚:一张清瘦不起眼的脸,穿着长袖连帽套头衫,大概是夜里有点冷,帽兜拉上来戴在头上,帽子下是削得薄薄的短发。

我有点不敢相信。弗吉尼亚的言语和工作都无可挑剔,让我在众多护士中轻易地把她记住。她的声音让我以为她有英国王妃凯特那样的脸型和眉眼,留着过肩长发,发梢还打着卷;她的声音是电视台那些胸怀天下、政治正确、思维敏锐、教养良好的时事节目主持人的“标准美国”声音;她的声音散发着继承了美国文化中优秀部分、让美国具有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标准美国”魅力;她的声音体现着各行各业都有的人品端正、业务精干、举止大方、谈吐得体的“标准美国”精神……而眼前,弗吉尼亚这个人看起来像一个青春期大男孩。

不会是同性恋吧……

看起来像男人的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男人,都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又怎么样?我在同性恋身上所见过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尚未在异性恋身上看到。

我还真八卦啊。

自从住院以来,我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就交在医生和护士手里,我情愿交在阿塔拉、罗马尼亚人和弗吉尼亚这样的医生护士手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还是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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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又来了两次。

※※※※※※※※※※※※※※

大约凌晨五点,一个女人带着一身寒气进来,竟然穿着羽绒服。前两天保罗曾说天气一下子变得很热,像夏天一样。看来是下雨降温了。

大约六点,上早班的护士陆陆续续进来,又出去了。

我终于支持不住,昏昏沉沉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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