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下午，送走检查组的人，已近黄昏了，学生均已离校。我和老师们正要回家，门口出现一批人，个个凶凶的，由贫协主席阿呆带领直往学校里面冲，走廊上厨房里顿时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我心里紧张得不行，迅速走进办公室，一下瘫在木椅上，寻思，难道昨天的事被发现？或者有人向村里告了密。我拿眼睨芳芳，芳芳站在教室门口，却一副若无其事漠然置之的模样。这群人翻箱倒柜查了一遍又一遍，连办公桌的抽屉，甚至教室里的字纸娄都没放过。临走时，阿呆才丢一句：“没你们的事了，可以离开。”我才重重吁了一口气。芳芳走到我跟前，细气细气地说：“好险，没事了。”

晚上，我心情沉重地往堂弟家走。第一眼看到的是站在门前的侄儿老三，穿着他爸唯一走人家的青褂子和破裤子，屁股和膝盖前是对开的四个洞，像是两双对望的眼睛，青褂子像袍子长过了膝盖，正好遮住膝盖前和屁股后的破洞。他眼睁睁地望着前面通往村部的路，像在等待谁，眼里露出忧伤。我心里一颤，急切地问：“你爸呢？”老三没看我，眼睛仍旧一闪不闪地望着那条路，半晌才回答：“被大队部的人捆走了。”“什么时候？”“刚才。”*说，“路上还有他们的脚印，我亲眼看着他们押着我爸走的。”我颤抖着手给他牵了牵衣领，又为他把胸前的纽扣扣好，然后，在他头上拍了拍，走进他家里。

家里像走了日本兵似的，一片狼籍。餐桌上的饭菜还没被人动过，散发出难闻的野菜味。堂弟媳披头散发坐在桌边，号啕着，三个儿女蹲的蹲在地上，靠的靠在墙上抽泣。我缓缓地走到堂弟媳面前，掏出手帕，要替她擦泪，却被她接了手帕，自个儿擦着。我说：“眼泪是心气之本，不能流了，流多了会伤心气的。”

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泪眼婆婆地说：“后天是老三12岁生日，你知道按本地风俗是要办酒席，好好庆祝一番的，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怎能如此张罗呢，一个月的粮食一家子半个月就吃完了，下半个月还不知怎样打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你堂弟急了，于是出此下策，挺而走险。昨晚，他钻到村部仓库，搬了一萝谷子也就是50来斤，挑回来，藏在楼上用稻草盖住。准备碾出来，后天请孩子的外公外婆和你们来团聚团聚。哪晓得那些家伙像国民党挨户团一样，窜到家里，楼上楼下翻个遍，终于发现了。不仅挑走了谷子，更令我伤心的是将你堂弟抓走，可怜他饭都没来得及吞一口，空着肚子走的呀。出门时，他回头对我说，带好孩子，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

昔日丰腴漂亮的她，如今变成麻杆似的老太婆，还有这几个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我看不下去了，眼泪怎么也不止住。我安慰她，说：“几十斤谷子算什么，不就是几块钱吧。这年月，摸东摸西的还少？又能怎样？你们家成份好，不要紧的，最多是批评教育，过不了几天会放他出来的。”

堂弟媳仍淌着泪，说：“他脸皮薄，向来规矩老实，从未做过这丢人现眼的事，我耽心，怕他一时想不开，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说：“堂弟不是这种人，我了解，他外柔内刚，你倘若不放心，过一会，我去劝劝他，相信他会正确对待的。”

堂弟媳擦干泪水，起身提起桌上的瓦罐给我倒茶，她掇茶碗的手颤抖起来，里面的水，泼泼洒洒的。我向她摆手：“不用了。”

不一会，我提了饭菜寻到村部——关押堂弟的地方。两间不大的办公室改做临时班房，关了“犯人”。我走近堂弟蹲的那间，里面漆黑的，有不有人。我喊一声：“人呢？”“找谁？搞什么？”旋急传来粗鲁的喝问，听出是阿呆的声音，便说：“阿呆同志，怎么没开灯呀？”“刚才一阵风吹熄了。”阿呆边说边擦火柴把灯点燃，他端着灯走到窗前说：“王校长你是吃皇粮的人，觉悟高，要与坏人划清界线呀！”

这一军差点把我“将”住了。我拿眼往里一看，堂弟耷拉着脸，像把弯弓缩在墙角，他明知我来了，却没看我一眼。我对阿呆大声说：“我特来给堂弟送饭的，半夜三更了，他还饿着肚子呢。”说罢把手里的饭菜递过去，阿呆伸手接住，转身递给堂弟：“吃吧，别冷了。”堂弟才透过窗棂瞅我一眼。

我向阿呆招了招手，阿呆又走近窗前，我说：“我们都是一个祖宗的子孙，俗话说：十个手指只能朝内。你当贫协主席的不关顾他谁关顾他，常言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放了吧，念在他儿细女小，倘若家里出事，问题可大了。”

阿呆听我这么一说，心里有些松动，但思索了一会直摇脑壳：使不得，使不得，这案子是石大队长亲自抓的，他不点头，我若放了人，怪罪下来，我脱得了皮吗？

阿呆一提到石大队长，仿佛印证了我的预感：老石这只老狐狸又在加害曾经施恩于他的堂弟，真是以德报怨，再次*了他——冻僵了的蛇的本性。堂弟呀堂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发了一阵子呆，然后似有所悟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包“沅水”牌香烟，这烟虽只有一毛八分一包，但属中档，县里干部才能抽到，白天敬过公社检查组一干人后剩下的，当即递给阿呆，阿呆接在手里看了又看，眉头立刻舒展开来，从中抽出一根，闻了闻，点燃，一口吸下去短了半截，然后慢悠悠吐出，点头：“好烟。”他说，“既然校长亲自出马，我，我不能不买面子呀。这样吧，你堂弟明天出去，倘石大队长追究，我有办法对付，充其量这贫协主席的帽子不要，但我还是响的贫雇农！”

我朗声说：“多谢主席，明天等他回家。”之所以声音这么大，是我有意讲给堂弟听的，让他放心，安心在这里呆上一夜，切勿胡思乱想。我走到晒谷坪里，雨停了，夜空里的云也慢慢消散，星星又钻出来，探头探脑地看着屋檐下乘凉的几个妇女。李寡妇手里拿一柄蒲扇，悠闲地摇着，嘴里一张一合发出脆响。见我来了，她连忙挪开屁股扇了扇坐热了的木椅，让坐。我说：“站着凉快些。”她没再勉强，掏出一把黄豆塞到我手里：“吃，吃，刚炒的，挺香。”我才知道女人嘴里嚼着什么了，正好肌肠漉漉，急需补充能量，于是没讲客气，抓一把塞入嘴里。“真的又脆又香。”我顺口问：“这豆子颗粒好大，哪来的？不像我们队里产的那样干瘪，包着一层尽皮。”

“管它哪儿来的，反正是人家给的。”

顿时，我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月的豆指标留在本上没领，便产生了去粮站的念头。大概堂弟媳听见了我的声音，忙走到我跟前。我附在她耳边说：“他明天回来。”便离开了。

次日下午，我上完第一节课后，去公社粮站。刚走到粮站隔壁的农村信用社，被大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了：来来去去熙熙攘攘个个亲亲热热取取存存方方便便人人喜喜欢欢。

我驻足观望了好久，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小就爱欣尝和写作对联，但从来没见过这种别具一格的全用叠词一气呵成的佳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农村信用社不仅在我们这穷山僻壤扎了根，而且挺红火。可惜我穷光蛋一个，虽然每月拿二十来块工资，却无钱存进信用社，寒碜呀、愧疚呀，百感交集。我独自溜达了一会，进了粮站。

“同志，你好！”有个年轻师傅独自在开票桌上下象棋，听见我的声音也没抬头，只说：“有什么事？”我想，这人脑子有问题，我友好地跟你打招呼，你不仅不抬头看来人一眼，倒反问“有什么事？”没事，我老远跑来干啥？我忍了忍依然有礼貌地说：“请为我买黄豆。”说完，将供应本和钱放在桌上。过了好一阵，棋子摆完了，他才抬头重复问我什么事？我又说了一遍。他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见鬼，快下班了还来找麻烦。”一边嘟哝，一边对着我本子上的名字，沾了口水一页一页地翻自己的记录本，半晌，他干巴巴地说：“早完了！”

“不可能，两个月前我来买过的，还有上月和本月的指标原封未动，何以早完了呢，同志，麻烦你再过细查查。”

“不光是本月的没有了，而且至年底的4个月指标也一次性买完了，走吧，走吧，我要下班了。”

突然间，我就像灵魂飞离了躯壳：“供应本一直在我手上，怎么被买走了呢？简直不可思议，你得告诉我，谁做了这缺德事。”我牢牢盯住他，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

也许是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是他良心的发现，他赶紧找什么。不一会，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字条往桌上一甩，说：“这就是依据！”我拿起一看，脸色就跟那张发黄纸条一样蜡黄：上面盖着木树大队的公章，写着“今领到王羽新校长8-12月黄豆补助指标35斤。”（从8月份起上面给我每月的补助又加了2斤）左下角还签了石村长的大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声责问他：“你为什么单凭一张条子就将县上特供我的营养品，轻而易举地让他人买走？你身为粮站工作人员，怎么暗徇私情呢？”他大模大样地说：“你咋乎什么？一个小学校长算个卵，还不是属大队长管，你们大队长亲自来了，当然要给他面子呀，你问问人家我错在哪里？”

“你知道吗？他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送给他的情妇……”正当我数落时，冷不丁，我身后窜出三条汉子来：“你们害老百姓也不是这么害的，每担谷子少了9毛钱！”此时，这家伙眨巴着两眼不知所云。

三条汉子说：“今下午我们替队里卖粮，总共300斤，每100斤7块，你应付现金21块，可我们回家交账才发现少了2块7，这不是明明欺骗我们老实农民，刹我们的黑吗？你赶快如数补上！”

这家伙耸耸肩摊开双手，阴阳怪气似笑非笑地说：“钞票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他他指着墙上的小白纸说，“这是本站的规矩，上面写得一清二楚，你们的眼睛难道被狗吃了？”

一个稍高汉子说：“你口里放干净点好不好？怎么随便骂人？少给了钱，得如数补上！”

这家伙阴着脸，眼皮也不抬一下，手仍在摆弄棋子。稍高汉子气晕了，一下冲进去，将棋盘一掀，棋子哗啦啦滚落一地。这家伙眉毛倒竖，吼道：“*的，你想造反不成？”一把抓住稍高点的汉子的胸口就住外拖：“给老子滚出去！”

“上班时间，你王八蛋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倒耍起威风来，难道没了王法不成？”

“*祖宗的，克扣粮款，不仅不还倒转来打人，看老子不揍死你！”站在厅中的两个汉子一齐上前，抡的抡起拳头揍，用的用算盘砸。我上前制止也来不及了，“呼”的一下算盘飞过去，这家伙的额头上起了个大包，鲜血顺着太阳穴直往下淌。

在我心力交瘁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公社文教组领导派我去平江开会。我先后站了近20年的讲台，参加外县的会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参加这样的会。我很高兴开这样的会。

我是半路上上车的。由于康平线路长，加上车子隔天一趟，所以搭车的人蛮多。我提个鼓鼓的旅行包，其实也就是一些换洗的衣物、日常用具和几本厚厚的教科书。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车厢里的旅客满满的，我像一根草一样被挤挟在人群中，喘不过气来。就这样，长途汽车载着我们几十号人，不想停歇似的飞奔。许久湘北县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车过南江桥，开始爬梅仙岭了，铅样的天空锅似的闷住了大山和在大山上艰难爬行的长途汽车，这长久的灰暗和憋闷使我心中轰地炸开一股惊惧，我不断低头看看手中的行囊，用眼睛照应着它。我使劲往后面挤，想找个能立足的地方。忽然，有个青皮后生站起来主动给我让坐，我迟疑一下，说声“谢谢”，坐在他的位置上。弄不明白，这后生何以如此客气宁可自己站着作出如此义举呢？想了想，他大概是看到了我胸前挂着的教育座谈会的出席证，明白了我的身份，才毅然作出让座决定的。在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青皮后生此举令我感动。

长途汽车拐弯爬坡，发出沉重的*如蜗牛似的，爬一阵歇一阵，车子开始左右摇晃，颠簸得越发厉害起来，我环顾四周，满车的旅客也正疑重重地相互观望。这时，发现有个大肚子女人提个袋子站在我身边，前后左右的旅客却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有个青年却故意哼着小曲，显出一丝冷漠。见女人不时*肚子，生怕惊扰了腹中的胎儿，我顿生怜悯之情，于是站起来，对她说：“坐我这儿吧。”女人毫不客气地坐下了，我帮她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叮嘱她：“小心，坐好。”女人只朝我笑一下。

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终于在向晚时分到达平江县城。我从行李架上拿下行囊再准备替女人拿时，女人的行囊不见了。我抬眼一看，女人提着袋子已下了车，她几乎在跑，我急忙快步跟上去，想告诉她这样会震动胎盘的，对未出生的孩子不利，但她跑百米似的冲向街边一棵大树下，忽然从上衣里抽一团废旧报纸抛在路边。天啦，想不到竟是一个假孕妇。亏她做得出来，用伪装骗取了我的同情，让她舒舒服服地坐着，悠闲地欣尝着窗外的风景，而我直挺挺的站了大半天，脚都发麻发软了。我原本的好心情，被这个不要道德的女人破坏贻尽。

会议期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除听报告座谈外，还组织我们参观位于东部的幕阜山，横亘湘赣边区的幕阜山，兼有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林涛滚滚，流水潺潺。同时瞻仰了平江起义旧址，观看了反映彭大将军发动平江起义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怒潮》，在实地看影片，忆英烈，感叹万千。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个久雨初晴的下午，与城关镇中学学生毛荣的座谈。毛荣同学是全省学雷锋标兵，她品学兼优，门门功课优异，还会写一手流的钢笔字，她在我笔记本扉页上写了“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之后，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请王老师指教。”自强不息，既是她的自勉，也是对我这个与她母亲同辈人的鼓励赞许和期冀。1962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即组织少先队员开展深入*的“学英雄见行动”活动，组织学雷锋小分队坚持为烈属余四大娘做好事送温暖，将70岁老人的吃水、烧柴全部包了下来，逢年过节以及老人生日，我和孩子们上门探望，用卖牙膏瓶、废纸的钱购买鸡蛋、红糖、肥皂、火柴送给老人，使老人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老人拉着我的手，噙着兴奋的泪花，夸我是她的好闺女，夸孩子们是她的好孙孙。队长芳芳还光荣出席了地区学雷锋表彰大会。会议期间，芳芳和毛荣同学分在一个组，同住一间房，彼此结下深厚情谊，此后，两人书来信往。毛荣同学听说我是芳芳的校长兴奋极了，笑*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为芳芳能有您这样的好老师感到高兴。”

我觉得自己能够参加这样的会，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器重，是个好兆头。我吃得香睡得也香，玩得心情舒畅，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比来时还胖了一点。

我从会上回来，走进校园，第一眼就看见芳芳，想把见到毛荣同学的喜讯告诉她，她却把目光投向别处，似乎没看到我的存在。我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两个年轻老师在走廊上闲谈什么，见我过来，立刻打住。往日他们见了我，总是先向我打招呼，脸上还挂着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平江特产——酱豆腐干递给他们，他们犹豫了一下，勉强接过，连一句礼节性的话也没说。今天，怎么啦？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举动有些反常，把我弄愣了。

在办公室里，我发现多了一个人。芳芳给我介绍那个新来的同志，说：“这位姓汪是我们的新校长，大前天来的。”我认识这人，他原是二十里外一所小学的。平时我和他经常在公社开会，但没有什么深交，彼此见面只是点点头寒喧几句而已。我和他握手的时候，觉得嘴里有沙子，吐又吐不出来。我有点不知自己身置何处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等着领导找我解释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可是领导好像把我给忘了，谁也没找我，哪怕捎个口信的人也没看到。可我是8年前公社（当时叫乡）正式任命的木树小学校长，而且由文教组长在百名教师会上宣布的。15年前来木树，混到如今这地位步，全凭我对教育工作的一片忠诚和全身心的投入，用家长的话：任何时候见到你，你那巴掌大的脸上都是疲惫。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作为我这种所谓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你越是拼命地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工作越是做得多，你被别人拿去的就越多。

在平江开会回来两周之后的一天下午，斜风细雨，整个世界笼罩在灰蒙蒙的雨丝中，校长办公室的门哐的一下被撞开了，拥进一群戴斗笠的人。一个女人拉着泪流满面的孩子喊：“王校长，我孩子被人打得皮破血流，你们还管不管？”正在有滋有味欣尝画报的新任汪校长，慢慢悠悠地抬起头来，朝众人扫一眼，皱起眉头说：“你，你们吵什么？难道不知这儿是办公重地吗？走，走，找班主任去！”说完，挥了挥手，眼睛仍旧搁在画册上。

“这儿难道是官府衙门，我们老百姓不能进来？”一位男人气呼呼地反问。

“班主任已找过了，他只说忙，没时间管这事，叫我们来找校长。”女人振振有词。

“不就是孩子之间有些过节，推推搡搡弄了几下吗？算什么？”汪校长阴沉着脸对面前的人嚷道。

“我家孩子年纪这么小，又常闹病却被高年级的坏蛋打成这样子，你们还推三推四置之不理，你，混蛋！”男人愤怒至极地朝他大吼。尔后，牵着孩子的小手蹬蹬地往外走，边走边朝他瞪一眼说：“你算什么东西，我们找校长去！”

我上完课从办公室门前经过。女人说：“王校长，我们正找你呢。”

我苦笑：“我已不是校长了，你们有事吗？”

女人和男人一惊：“不是——？你是好人，我们都信得过你。”他们把孩子被打的事说了一遍。原来，今天上午在放学回家途中，因下雨路滑，他们这读一年级的孩子，一脚蹬在水坑里，黄泥浆四溅，从他身边而过的四年级同学黑伢裤腿上也溅了一点，于是大打出手。这家伙成绩不冒尖，但捣蛋挺冒尖，老师拿他没办法，同学们讲起他直摇头，记得他连读两个一年级，期考仍不及格，孩子他爸不识字，脾气又躁，动不动就揍他。一次，他班主任上门家访，孩子爸第一句话就问我家黑伢成绩怎么样？班主任见黑伢怯怯的站在他爸身边，便说，这孩子各科成绩都好，就是语算差一点。他爸脸上有了笑容：“咯就好，咯就好。”后来，他爸逢人就夸自己的孩子，老师说了，我家黑伢呀，各科成绩都好，就是语算差一点。文化人听了，抿着嘴巴笑。他爸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笑什么，难道我瞎乱吹，老师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站在我面前的孩子个头很小，瘦精精的，给人一种发育不良的感觉。孩子身上的伤势的确不轻，*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还留下一道道被指甲掐了的伤痕，其中两条更为严重，虽然结了血痂，可有些地方仍在淌着殷红的血。我有些愕然：黑伢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下手竟这么重，倘若再偏一两公分伤着了食管，更麻烦了。孩子越哭越厉害，我连忙用手*他的头：“听话，别哭。”

女人说：“这孩子从小很坚强，小伤小痛从没哭过，今天被那***打得太狠了。”说到这，自己也痛哭起来。男人捏着拳头咬牙说：“那*养的，老子要好好收拾他！”

我赶紧安慰他们：“千万别这样，过激行为对哪方都不利，弄不好会闹出大事来。黑伢毕竟还是孩子，性子暴燥，我们有责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引导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你家孩子受了伤，我很同情，很心疼，你们放心，我这里有药，会帮他治好的。”

女人和男人愤怒的脸渐渐平展开来，说：“那就麻烦王校长你了。”

我的脸红了，露出一丝不快：“早告诉过你们，我已经不是校长了。如今校长姓汪，汪比王多了三点水。”

男人侧过脸狠狠地白了校长办公室一眼低声骂道：“那开头叫我们出去的家伙就是什么狗屁汪校长了，他只顾看他的花书，却连这样的流血事件都不管，胀冤枉的！啐！”他气得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孩子仍然泪痕未干，两眼一眨一眨地盯着学校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发呆。我把孩子和孩子他爸妈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两三天以后，孩子经过我的医治和照料，伤渐渐恢复。擘事的黑伢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现在这对冤家重归于好，快乐的身影又活跃在校园里。

1966年7月中旬，刚放暑假。一天，区文教办令我们百多号国家老师于翌日凌晨集中赴县参加教师大会。我连夜收拾行装，高兴得一夜没睡好觉，心想，辛辛苦苦干了半年该好好休整了，县上吃得好，玩得开心，说不定又象那次平江开会一样，十几天下来长几斤肉呢。第二天，日头刚刚露脸，大队人马出发，一路欢歌笑语，徒步走到了县城。开头几天，天天学天天听，时间很快过去了。后来渐渐觉察出一些变化。上午，还在主席台上面对三四千革命教师作革命报告的革命领导干部，下午像空气一样蒸发，关在黑屋子里写“小字”去了，今天还朝着麦克风作典型发言的典型人物，明天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口诛笔伐。后来，当我回想起这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活动时，曾经对自己说：我就像一只感觉灵敏的黄鼠狼一样，早早就嗅出了对自己不利的气味来了。尽管如此，我却想不出办法来解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果然在第七天，我和其他19人被革命造反派打入“另册”，派到离县城十多里外的冷水铺村，其美名曰支援双枪，实际上是接受劳动改造。大部分人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区、公社文教办（组）和中学的头目，他们出身好苦大仇深，且有多年教学和行政工作经验，干得也出色，为什么也遭此厄运呢？纪律在上，不能多问，但私下里却有传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剩下的便与我一样，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或有海外关系等等，总之我们这些人都划为“准黑帮。”我和邻校姓方的女老师住在一户老农家里，每天披着星光出工，踏着月色回来，午饭带在田头吃，主要任务是扯秧插秧。当时才进伏，一连两月没下雨，火辣辣的太阳烤炙大地，连田里的水温都在四十度，烫得手脚生疼。最倒霉的是，蚂蟥多，又大又长。我的青少年在城里度过，从来没见过这玩艺。头一天下田，我双脚泡在滚烫的水里，刚插几兜秧，蚂蟥们乘势向我攻击，手上脚上顿时趴了好几条，我吓得大叫起来，连忙用手扯，扯不下，跳到岸上跺脚，甩不掉。我急得差点哭了。房东大爷闻讯赶来，他扯了一把杂草，使劲往我手上脚上揩、擦，没费多大的劲，蚂蟥们纷纷滚到地上，我边用脚踩边咬牙切齿地骂道：“让你们这吸血鬼见阎王去吧。”房东大爷笑着制止我，说：“不顶用的，它还会从土里钻出来，继续害人。”

“那有何办法搞死它呢？”

“莫急，看我的。”房东大爷从树荫下摸出一根竹筒烟杆来。这烟杆一尺五长，茶盅口一样粗，竹筒表面发黄发亮，磨得光溜溜的，看来很有些岁数了。大爷对它十分珍爱，除吃睡外，都不离身，即使下地干活出门走亲戚也拿着它，巴哒几口，浓浓的烟雾从老人鼻孔里嘴里喷出，几丈远还能嗅出浓烈的老烟叶焦油味，呛得人倒退三步。竹筒里装着发黑的烟水，老人从不轻易换掉，他告诉我：“这烟水是杀蚂蟥的良药，只往它身上一洒，蚂蟥们就死了。”真是一物降一物，想不到老人那杆不起眼的“枪”竟那么奇效。

我手脚留下被咬的伤痕，又痒又疼，难受极了。老人不知从哪里摘来几片青翠的树叶放在口里嚼了嚼，往我伤口上一擦，立时止住了血，不再痒疼了。老人打趣地说：“你们读书人少锻练，白皮嫩肉，经不起蚊叮虫咬，像我这把老骨头，皮厚肉粗，蚊虫叮不进，蚂蟥啃不动。妹子，你回去休息吧，别受这份罪。”

不干活呆在屋子里怎么行？上面头头拿着阎王薄不时巡查，动不动给你扣上一：“我是来支援双抢的，得坚持下去。”

“那我跟队长说一声，给你安排点岸上工夫做，比如晒谷呀运秧呀，可以不受皮肉之苦。”

我摇头。老人见说不动我，便说：“我这儿有双布袜，是我女儿穿过的，她出嫁后，一直没有用过，你拿去穿吧，手上搽点樟脑，可防蚂蟥侵扰。”

大爷提供的方法很奏效，我不再害怕蚂蟥了，转天天不亮便下田了。方老师毕竟是农村长大，田里活样样都会干，秧插得又快又好。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进步很快。开头按划行器划下的格子初一一兜十五一兜地插，既慢还不整齐，招来人家的嘲笑。后来，每天竟然能整齐划一地插三四分田了。一个中午，炽烈的阳光更热更酷地尽情倾洒下来，我插秧的那片田垅在阳光下像冰雕似的晒得快要融化了。为攻下最后一块田，我苦苦支撑着被汗水泥水浸透的身躯，加快手脚并用的刻板动作。猛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一下栽倒在田里。究竟是怎么被人救上岸，送到大爷家的，我都不晓得。直到有人给我掐人中，刮痧，灌姜汤，才慢慢苏醒过来。我直挺挺地躺在竹床上，大爷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大娘坐在我身旁，用蒲扇为我扇风，驱赶蚊子，中午晚上我静静地躺着，连翻身都感到筋骨疼痛，只喝了一点稀饭。深夜，村里的赤脚医生才来打点滴，病情有了好转。插秧上岸，半个月的支农任务宣告结束。拖拉机拖着我们来，又拖着我们去。

半个月后，我们一干人却没回家，而是进了“专政队。”龟缩在区附中一栋与世隔绝的平房里，平房像监狱的号子。随着运动的铺开，黑帮越来越多。每间教室呆一二十人，占了两间半教室，那半间是临时用晒罩隔开的，我和方老师便呆在这里。“专政队”基本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学习的地方便设在简陋礼堂兼学生餐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几年前我作典型发言的所在。坐在长条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时仿佛窗外射进来的还是旧日的阳光。我们每次学习几乎离不开“老三篇”，或读或背。一天上午，一个脸黑五短身材的头目冷冷地瞅着我，问：“你是不是叫王羽新？”我答道：“是。”“你领读老三篇。”我才稍许安下心，一反这些天来的蔫蔫之态，脸上透出一丝亢奋的红色，立起身读《为人民服务》接着读《纪念白求恩》最后读《愚公移山》，老三篇反反复复读了五遍，还不到上午十点。头头又找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让我再读两遍，也还只到十一点，剩下一个小时，头头脑子一转，对大家说：“最最伟大的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教导我们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这句话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词怎么解释？你们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半天没人发言。头头生气了大声吼道：“学习了这么久，难道半个屁也放不出来？”走资派们面面相视，少壮派呢，深深埋下头。头头震怒了，从腰间解下宽皮带，提在手里像捏着一条吓人的乌蛇，他踱了几步踱到我跟前停住，喝道：“王羽新，你解释。”我神色惊惶：“**语录，我怕解释不好。”“别罗嗦，快讲！”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头头立即打断我的话，恶狠狠地说：“什么，什么很难达到？这不是跟**他老人家唱对台戏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伟大的思想吗？从今天起，责令王羽新写检讨交待自己反动罪行，并由红卫兵监督劳动改造！”

从此我的生活圈子变得越发窄小，每天除蹲在那“号子”里写检讨和扫厕所外，其余时间就是吃饭睡觉。从负责监视我的红卫兵刘文老师——远房亲戚（这层关系谁都不知道）口中，零零碎碎了解了不少情况。我们从县里学习回来不久，社会上就已经开始乱起来，许多“红袖章”拥到区公所和公社刷大字报，把白纸黑字淋漓尽致糊得满世界都是，到处是愤怒的*队伍，喊口号，揪斗“牛鬼蛇神”，打，砸，抢，到处扔满了打、砸、抢之后丢弃的垃圾。木树村是重灾区之一。一个干冷的晴天，村前的大路上突然来了一伙“红领章”。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红旗，齐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听起来十分的响亮，却有点幼稚。他们到大队部又高呼：“掀起新*！”横扫四旧！

歌声、口号声把村民吸引过来了。红卫兵战斗队队长拿起喇叭筒喊话：“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特来你们大队点革命之火，横扫一切害人虫，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把那些资（资产阶级）封（封建主义）修（修正主义）腐朽没落反动透顶的东西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它见鬼去吧！”

队长的号召立马得到木树村一些狂热的小青年的响应：“我们青年农民和你们并肩战斗！”这时，芳芳老师随即丢下手中的书，也带着一些大孩子挤挤撞撞地朝门外跑，一时间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芳芳老师双手捧着嘴巴当喇叭高声喊道：“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外来的本地的队伍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革命洪流，分三路冲进三个古老的大屋场。冲进我所在屋场的是红卫兵队长亲自带领的几十号人。祖宗堂屋里的牌位被撤了，摆上了红宝书，两边贴着“四海滚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红对联。从地富反坏右和读书人家里搜出来的古书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甚至连2分钱一本的《皇历》也没放过，统统堆放在晒谷坪里，红卫兵队长亲自点燃革命之火，焚烧了。围观的人神情木然，并没有丝毫反对的表示。然而当红卫兵爬上梯子从大门上方取下那块乾隆皇帝亲笔题写御赐的“恩荣匾”时，场上出现了一些骚动，几个老农上前拦住：“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万万毁不得呀！”红卫兵队长眉毛倒坚，吼道：“什么传家宝？资封修的破玩艺！给我砸烂，烧掉！”如大伯急得抓耳挠腮，站在他身旁的侄儿烈大哥，大着胆子上前，拱拱手，满脸堆笑地说：“长官，我家世代贫农，深受地主老财压迫，深受封建主义毒害，对四旧非常憎恨，我儿子在附中读书，也是响叮叮的造反派，求长官开开恩——”队长不耐烦地喝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还有许多大事要抓！”烈大哥说：“我家的猪圈没栏栅，请把这块牌匾给我做栏栅吧！”队长寻思了一会：“天下农民是一家，这东西就给你关猪吧！”谁都没有料到，往日老实巴脚的烈大哥竟有如此能耐几句话打动了铁石心肠的造反派头目，救下这块牌匾。从此他“小诸葛”的外号传开了。此刻，他立急和叔叔抬起牌匾就往猪圈里走。有人大惑不解，气愤地嘟哝着：“怎能用来关猪呢，太缺德。”大惑不解的事还在后头。第二天有人发现这块匾不翼而飞了：“难道被他们叔侄劈烂当柴烧了？”“也许又被革命小将搬走了。”各种猜测都有，就是没有猜到有人将它藏起来了。浩劫过舌，如大伯竟将这匾从堂屋楼上的草堆里扒出来，用绳索吊下时，人们欣喜若狂，好像过年似的，放了一挂蛮长的鞭爆，尘封了10年的匾又挂回原处，重放异彩。

我扫完厕所回到住处一看，惊呆了，房子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尤其是贴在双人床床沿上的那张，足有门板大，显然是用两张大白纸拼合而成的。“炮轰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标题后面有三个棒捶大的感叹号，副标题为王羽新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我睡在下铺，铺的空间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睡觉只能侧着身子从旁边钻，稍不留神会把它弄破，几次动了“抗议”或撕毁的念头，但敢这样做么？

一天深夜，人们早已*梦乡。我还没有*状态，刘文老师在门外招手，示意我同他出去。我们一前一后走到围墙边，四周黑如锅底。不一会角落里闪出2个月未见的丈夫来，两人悲喜交加。他从怀里掏出5个鸡蛋给我：“用中药煮的，可御风寒。”接着又解开包袱拿出一只瓦罐，说：“里面是茴粉煮肉，补补身子。”我呜呜地哭起来。刘文老师说：“别这样，人家听见了不好。”我还是抽泣着。老良用颤颤的声音说：“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我俩分手吧，你不用背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了……”我瞪大眼睛，像打量外星人一样打量他，虽然彼此很难看清对方的表情，我揣摩他说这话时一定很痛苦，我更加悲痛，忙伸手捂住他的嘴，不许他继续说下去。末了，我掩着脸转身往房间跑，狠狠地关上门，伏在床上大哭起来。老良要追，被刘老师拦住：“你的话刺伤了她的心，别追了，让她把痛苦释放出来。”

我在附中整整呆了七十天。时令已*冬季，树叶全部凋零。这一天，区教联造反总队司令找我“谈话”。当时我惊慌失措起来，不知他们又要拿我怎样开涮。司令其实就是开头说到的队长，如今平步青云。他说：“最近上级指示复课闹革命，你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对象，回学校去，一方面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与你丈夫划清界线，另一方面老老实实工作，每十天向我们报一份书面检查材料，否则……”

我的眼球告诉他：为什么先放我？是真的吗？

司令见我迟疑，不高兴了：“你不相信我有这个能耐？要知道，当今的天下就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全区教育界的大小事，我说了算！”言毕，他从绿挎包里摸出一张公文纸，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三两行字，然后从宽皮带上解一枚特大的梨木刻制的公章，将文书搁在膝盖上，啪的一下盖上，往我手里一塞：“拿去！”转身走了。他脚下的大头翻牛皮鞋踩出“噔噔”的响声。我拿起公文扫一眼，那印章，哇，大得吓人。

复课闹革命，说白了复课是假闹革命是真。我被“解放”出来之后才知道，此时正处于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的白热化阶段。有消息说县委书记被造反派在县一中*场上揪斗了3天。公社造反派冲进钟书记办公室，撕毁文件，砸烂电话机和档案柜，捶桌子打板凳责令他：“滚出去！”钟书记冷笑一声：“我走出去不行？”一句话，激怒了他们，招来一顿毒打，被赶出公社大院。从县到区到公社层层夺权之后，蔓延到最基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我目睹和参加了炮打第8级司令部——批斗石大队长的批判会。批判会的前两天，我和学校三位老师就投入了筹备工作。我的任务是写横幅、刷标语。提只装土红的木桶，拿着排笔，趴在屋檐下的墙上写。标语一律按阿呆司令（此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农联造反司令）的命令书写，字越大越好，越粗越好，口号越响亮越好，两天内完成30条。这让我背脊发凉：我从冒写过这么大这么多的标语，且时间这么紧，能完成吗？我带着两名学生从这个屋场转到那个屋场，从这面墙转到那面墙，活像猴子跳圈似的忙了整整两天一晚。到完工的第二天傍晚，我身旁围了一群来看热闹的人。阿呆冲进人丛。便有人叫道“阿呆司令到——”这是源于电影中一句很有名的台词，立刻有人大呼——立正！这次阿呆没随大家一起讪笑，绷着脸径直走到一面墙根前认真地审查我的作品，于是大家也不再笑闹。毕竟这是一件很严肃甚至严重的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表态。有人在一旁小声嘀咕：“你阿呆斗连自己记工本上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条标语上的字咯么难，只怕你不认识它，它倒认识你呢。”我问他：行不行？他绷着脸问周围的人：你们看行不行？

众人齐声说：“行！”他说：“大家都说行，就行，我走群众路线。”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村里就这么让我写的标语横在墙上，好些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这让我有些疑惑：标语上明明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权派没打，难道矛头又要转到我们“臭老九”头上？后来才晓得批斗会改了时间，让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七八天。“今天下午开全体社员会，吃了午饭去大队部啊……”那是芳芳老师的声音，他是站在大队部林妹妹过去喊广播的山嘴上喊的。

地坪里人已到齐，一个蓄平头的小伙子爬上台。旁边的堂弟媳告诉我，此人是她娘家的民兵营长。我想应了那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话。主持人站在台前拿着喇叭筒喊：批斗大会开始，请木树大队贫协主席兼造反司令阿呆同志讲话，他带头鼓掌，全场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阿呆拿着一本袖珍版红宝书放在胸前，一位小学生提醒他：“阿呆伯伯，你手里的书拿倒了！”台下唏嘘不已。阿呆立刻把书倒过来重新调整了一下站立姿态，背诵了**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简要地讲了今晚开会的重大意义和要求。接着主持人振臂一呼：“把木树大队最大的走资派揪上台来！”石村长脸上原先还挂着笑意，现在却慌了。一慌，笑意便僵在脸上了。他叉开双臂，张开双手，好像要解释解他不是什么走资派，是杆红叶红穗子红红到底的红高梁，自己虽然当了十几年村长，但上个月才当支部书记，还没有拿到县上一分补贴（县里每月给大队支书补助2元）不能算村里的最大当权派。台上忽地窜出几个红袖章，我一个都不认识。领头那个一声接一声地喊口号：“打倒走资派！把黄石保揪上台！”这时，两个扛枪的基干民兵走到老石跟前，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想往外走，但动作不太协调，在一溜人和一溜椅子之间磕手绊脚的，于是两个民兵叫人让开，把老石从里面拖出来。一路跌跌撞撞，老石被带到台上。身边一左一右站着民兵，活像57年公审枪决反革命份子李某那样。老石又狼狈又猥琐。

喇叭说，勒令这个走资派交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老石哭丧着脸说：“我，我没犯什么错呀？叫我说什么呢？”

阿呆站在前台台角喊起口号：“打倒石村长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台下的人也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喊。

喇叭生气了，说：“对阶级敌人怎能称老人家呢？大错特错，不行！跟我来！”他扯开嗓子喊道：“打倒黄石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下的人又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喊起来。两旁的民兵，一个抓住他的头发朝下按，叫他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另一个伸手抓住他的胸口。老石忙说：“别，别这样，别把我的钮扣弄掉了！”台下的人听了，抿着嘴巴暗笑。喇叭又喝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不严肃对待，就抓到台上来！”全场安静下来。芳芳老师上台，很原则地但很有力地宣布了老石几条罪状，每一条都很历害。什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农业学大寨，刮经济主义歪风，捏造罪名诬陷攻击革命干部，篡党夺权等。料想不到当年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小班长，今日竟有如此口才，比在课堂发言不知强了多少倍，真是个“大熔炉”呀，短时间里竟造就了这样的优秀人才。她讲的后边一条，事实基本如此，只是她不好直截了当地把老石夺她房叔赵支书的权的事抖出来，因了她的民办教师是赵支书给的。当然对于篡党夺权的提法似乎太上纲上线了一点。芳芳老师这个“开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接着就引起好几个本大队造反派的愤慨，他们争相揭发。比如清明挑起宗派械斗，利用打仓，中饱私囊等等，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全场产生了强烈的共呜。有些人的拳头捏得格格响，想冲上揍他一顿，但碍于都是团转左右的人，如今他又落得如此下场，终究没有采取过激的革命行动。男人们没有这样做，但接下来女人们真真实实地这样做了。

那时老石是一副丧魂落魄哭唧唧的模样。在排山倒海般的口号中，他开始交待自己的滔天罪行。他哆哆嗦嗦地把该说的说了，把不该说的也*说了：“有一年他从大队仓库搬了20斤糯谷拿回家酝了2坛甜酒送给了女儿。”那喇叭又喊话了：“不要避重就轻！交待你所犯的立场、路线方针方面的错误。”石村长想了想说：“芳芳老师批我反对农业学大寨，确实有那么回事。去年春天，公社组织我们20多个村干部去大寨参观学习，参观了大寨人住的窑洞和开辟的梯田，还在招待所吃了玉米粥窝窝头，回来以后，我曾私下对人说大寨人的生活好苦，我们住的瓦屋吃的大米茴丝饭比他们强多了。”芳芳老师呼地爬上台，指着他的鼻梁，虎着脸责问：“伟大领袖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不是公然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吗？造谣污蔑英雄的大寨人民吗？”她那张脸已经气得通红通红，饱满的*一起一伏，接着嚷道：“你继续交待罪行。”

对老石的“交待”，喇叭很不满意，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出一点，怎么行？看来文斗不行，用武斗，于是他向左边的民兵努了努嘴。那民兵心领神会，立马抓住石村长的脑袋便劲往下按，逼问：“你这老顽固，说不说？”老石转头看了民兵一眼，缄口不开。这下民兵又加压力，老石的高贵脑袋被按到*里，右边的民兵提起一脚，石村长双腿一软，“卟嗵”跪在台上了。

我坦白，大前年春节期间，慰问军烈属，村里杀猪，我独吞了一个猪肚外加一根猪尾巴……

老石说到这儿时，听见台下的一个村民突然喊起来，怪不得呢？我还纳闷这猪怎么没长尾巴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喇叭喝道：“说严重的，快说！”

长跪在台上的老石，几百双目光都射向他。他想，真是奇耻大辱呀！从娘子肚子里滚下来，还是头一回呢。他一看喇叭怒气冲冲的样子，恰好台上台下又一次响起“口号”声，便立即把眼睛低下了。于是他不得不说起那些李谷子烂芝麻的事来：“那一年我才17岁，在地里种麦子时，一个叫梅英的姑娘正在那儿寻猪草，我趁她没注意，顺手摸了她的屁股。成立农业合作社那年秋天，我去也是铺买火柴，路遇雪英姑娘，强行与了她做了嘴……”

台上的人似乎对批判对象交待的风流韵事发生了兴趣，喇叭更是有一种特别的*，他不仅没制止，反而耸恿批判对象说下去，见批判对象欲言又止，十分恼火，便大呼口号：“彻底交待才有出路，抗拒不交死路一条！”

老石就硬着头皮把比前面还要丢人现眼的事也说了：“七年前的一天荷英的丈夫进山肩树，半夜过后，我闯进她家，和她干了那事。大前年我还多次与李寡妇干过那事，为感激她，讨她的好，我擅自作主，将上级配给王羽新的黄豆指标，由村里出钱买了送给她……”

老石说这些的时候，台下的人们立刻乱了套。一时间吵吵嚷嚷。有的直骂他是王八蛋，***，亏他想得出，做的出，说得出口。有的俩口子立刻大打出手。有个女人还没缓过神来，早就挨了她丈夫几个巴掌，只是不知道这挨揍的是梅英还是雪英还是荷英。

人群中就有几个女人一律地倒提了鞋底子，哭嚎着冲上土台，啪啪地抽老石的嘴巴。老石爬起来四处躲，台下有人喊：“整死他，整死他这甭种！”喇叭想拦也没拦住，被一个粗壮的女人抓住老石的衣襟、另两个拼了命的抽打那嘴。秩序越来越乱，台上台下全是呼喊和打人的声音，只是没人理喇叭。批判会变成了批打会。但混乱的局面很快被控制住，老石被打得鼻青眼肿，嘴角流血不止。

是年冬天，公社改港，在日月河上摆开战场，上千名男女青壮劳力，其中不乏六七十岁的老人，扛着锄头箢箕，背着铺盖行李上了前线，仅有3861部队（38指中老年妇女，61指少年儿童）留守后方。我被抽到工程指挥部宣传组工作。宣传组，顾名思义抄抄写写画画，刷标语，办墙报，编快报，喊广播，表面看轻闲，不上工地抢大锄，肩挑背驼，实际上忙得我两脚不落地皮，连三餐饭都难得到口。每天，天一粉亮，我就守在指挥部的工棚里放录音磁带，人家吃罢饭上工了，我才钻进伙房扒几口冷饭，一抹嘴巴，夹个稿纸本往工地上跑，围着千米长龙转上一二圈，收集完工程进度和好人好事等素材之后，便蹲在挂喇叭的电杆树下，编起稿子来。这天，刮起冷嗖嗖的北风，飘起麻麻细雨，有些民工没戴雨具，一身浇湿，像打败仗的逃兵纷纷溃退。指挥长责令我立刻挂出：“抓晴天抢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的巨幅标语，并此为题编首快板表扬坚持干的，批评打退堂鼓的。我很快写了一首快板，连续在扩音器里播，至今我还记得前几句：“抓阴天抢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一、三连民工干劲大，落雨也不下火线，但有一个徐某某，没挖几锄溜了边……”想不到，我奉令写的这首小快报，却给我一家带来了大灾难。

接下来，雨越下越大，还飘起了雪花，真的印证了那句老话“雨交雪半个月。”工地上积雪尺把厚，垒起来的新土被雨冲得稀巴烂，指挥部断然决定，停工几天，呆在工棚学文件搞斗批改。那天下午六时，我窝在徐家连工棚里，和民工们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忽然发现门缝里伸出一个脑袋，定神一眼，是女儿陶陶，陶陶也看到了我，她泪流满面地扑到我怀里，啜泣着：“妈，家里出大事啦！”我心里咚咚直跳，但仍镇定地说：“你先吃饭了再说。”陶陶说：“我找了好几个工棚，都没找到你。”说完又嘤嘤哭起来。我为她揩干泪水，拉她进伙房，伙夫装了满满一瓦体饭，又夹了几块豆腐递给陶陶，她很快吃光了。我立即向指挥部请了假，拉着陶陶直奔家里。

一进村子，天色不早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柴火味，我们母女立马进了屋。屋里的情形，顿时让我傻了眼。被褥衣服，箱子竹席堆在厨房灶台上，外屋里屋的地面酷似被木犁犁过一般，连两只床上的铺板和稻草也被翻过，使我想起解放那年我在S城小楼居住时被抄的一幕，20年前和20年后两次的惨状何其相似。我两眼发黑双腿发软，老良颤巍巍地从暖水瓶倒一杯白开水给我，说：“喝吧，暖和暖和。”我问：“他们？人呢？”不知是老良反应迟，还是耳背没听清我的问话，他反问我：“他们？你说谁？”半天，他才想起来：“这伙强盗早走了。”就转身去米桶抓几把米，准备加进锅里。

我连忙摆手：“我们在工地吃过了。抄走了什么？”

老良苦笑一下：“我还没吃。”就矮在凳上往灶膛加火，烟熏得一塌胡涂，那瘦脸竟躲在烟雾里，朦朦胧胧，样子很吓人。他说：“把你平时吃过药的瓶子、纸盒子装在一只菀箕里拿走了，还有一只小土罐，里面有一迭伪钞，几十个铜钱和一两块银元。”

我大吃一惊：“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从S城带回家的？”

他摇脑壳：“我哪有这玩艺，抑或有，也会告诉你，埋到地下干什么？依我看，肯定是已故富农顾三爹在世时埋的，他想留给自己的后人，谁料到，土改时这房子充了公，后来老石将房子调出来分给我们住。”

我的心才稍稍放下。“至于那些鬼药瓶药盒算什么，全是我害病公费报销购买的，又不是反动罪证怕什么？”我轻轻地说。

“问题恐怕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呢？”不知大儿子立立几时进屋“嘣”出这句吓人的话。

老良便把眼珠子一横：“你回来干什么？没用的东西！”

立立也不示弱，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闻不问吗？只怕又要连累到我了。”

的确，儿子有儿子的苦衷。开始那年，他上初中三年级，各方面都不错，还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不久被除名，失去“一只包子上北京”参加*广场检阅被**接见的机会（据说他同学拿着一只包子挤上火车去京，吃住全免费），去年，他报名参军，体验合格，却被刷下。许多方面不如他的同班同学，参的参军，招的招工，一个个先后穿军装，吃皇粮，只剩下他和另外两名身有残疾的同学窝在家里，修理地球。不久前，他背着我们夫妇，赌气进山当起了烧炭佬，窑主知道了他的身世，十分同情，叹口说：“像你这样有文化吃得苦的伢子，如今很少见了。要不是受你爸的连累，何以落得如此地步，可怜啦，可怜。”儿子听了很不是滋味，于是心头涌起对他爸的几分恨意。

老良要扬起那枯瘦的手，被我挡住。我对老良说：“你知道不？儿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儿子一脸焦急地说：“这伙人进屋抄家，正好被我碰上，我非常气愤，打算冲进去跟他们理论，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我悄悄地趴住窗户上，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很清楚，除老爸说的外，还有一个塌鼻梁的家伙，离开屋子时，转身又翻了那口放在床底下的木箱，从里面拿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我定神一看，纸的上方印有面青天白日旗，像毕业证书这类东西，塌鼻梁看了又看，脸上露出狰狞的笑，立马把花纸塞入衣兜里。”

我说：“他们拿走了我的毕业证。这东西拿去有何用？我实在弄不明白。”感到很愕然。于是又问：“你看见这伙人往哪个方向去了？”

儿子连想也没想，说：“往南。公社方向。”

老良大惊。那瘦脸上的皱纹凝住了：“看来这伙人是公社派来的，难怪我一个也不认得。为什么公社要派人来？我们这儿有那么多的黑五类，还有老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只抄了我家？”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无言以答。想了老半天我才想起，一定是那首快报惹的祸。开头写新闻编快报，全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赞词，而那次在奉命创作的“抓晴天抢阴天”快板里，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了余某某消极待工的事。快报播出以后，反应不一，除多数人认为褒眨结合，对不良倾向批评得好外，但有一些知道底细的好心人，暗暗为我捏把汗。记得，当天中午我从广播站出来，迎面碰见原先的乡文教助理，他小声对我说：“你点名批评的徐某某是造反派司令的父亲，徐这人心狠毒辣，要小心他报复。”当时，我没把助理的话放在心上，甚至认为他小题大作，把一桩原本极简单的事复杂化了，不就是点了个名吗，何况完全是事实，是从余某所在连排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再说，稿子是指挥长叫我写的，播出前还报清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指挥长审查过了的，与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作者何干？

六月债，还得快。那狗东西便借机进行报复了。事情远非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用当行流行的话：把你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两天后，公社的材料下来了，老良被定为*、走狗、卖*、历史反革命，他倒成了木树大队乃至全公社的一道景观了。被五花大绑由几个“红袖章”牵着，到处游斗。游斗时老良的脖子上挂着一只箢箕，箢箕里装着空了的药瓶药纸盒，上衣口装里插了若干张伪钞，这都是此次抄家抄来的罪证。

老良才刚满花甲，背就深弯下去，有人背里可怜他，愤然说：“刚回乡的老良腰背毕挺挺的，一副军人模样，可眼下腰弯背驼瘦得如猴子一般，真造孽呀。”老良听了，也不和人说话，或望望天，天正有鸟儿飞过，有时看看地，地上有蚂蚁在匆匆爬行。

又过了两天，在全大队各生产队游斗完了，仍旧由那几个“红袖章”押着，老良被推推搡搡爬上了改港工地临时搭起的土台。这次，不只是老良孤独一人，而是整排的牛鬼蛇神集中“亮相”。我如跳梁小丑一般，在台上台下台前台下，或调试音响，为批判发言做准备，或领唱**语录歌，喧染会场气氛……什么跑堂的杂事，我都敢干，唯一不敢的是，自始至终没能正面瞧老良一眼，道理很简单，我作为指挥部工作人员，在阶级斗争最前沿，得与阶级敌人的丈夫“划清界线”，弄不好惹火烧身，随时有被株连揪斗的危险。按往常的规矩，像这样的批斗会，场面应该很热烈很壮观，不知是事先准备欠充分，还是此类“万人会”开得太多太滥的缘故，战火始终烧不起来，就连领喊口号的造反派头头，从扩音器中传出的声音有气无力，断断续续——一句仅有六个字的话：“打倒——牛鬼——蛇神——”，中间加了三个破折号，折成三个单词来念。也许是众人没听清楚，也许是大家尚无准备，也许是许多革命群众注意力都转向一长排牛鬼身上，一时间竟没有多少人随呼，倒是轻车熟路的牛鬼蛇神很响亮地跟了一声——“打倒——牛鬼——蛇神！”众人一下愕住了，开始有七八上十人笑，紧接着上百个，上千人，终于，憋不住，全场火山爆发似的哄笑起来。好半天，收不住。于是，在一场不够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对30名牛鬼蛇神马拉松式的批判。按照上台的先后次序老良排在第28位，也就是倒数第2位，大会规定每个批斗对象由一名造反派作中心发言进行批判，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开始发言者的稿子都是王妈*裹脚又臭又长，等到阿呆发言时，已到了中午十二点，会场开始骚动，有的悄悄开溜，主持人立马喊：“同志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见号不住大家，又使出一招：“擅自离开会场的扣工分。”这么一喊，安静了一些，主持人附耳对阿呆队长说：“简单点，不要稿子，给你三分钟。”阿呆连连点头：“我正是没写稿子哩。”他紧张至极地走到扩音器前，说：“今天，我怀着比较愤怒的心情——”主持人生气了赶紧对他说：“什么比较？应说非常或者十分愤怒的心情……”阿呆一时乱了手脚：“不是比较是非常十分愤怒的心情‘狼狼’（把狠字说成狼字，主持人不好再作更正）批判反革命分子黄石示*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次我家的大黄狗偷吃了他圈里的猪潲，他就*起扁担把可爱的大黄狗打了个半死。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打狗欺主！台下有个调皮伢崽插话：‘伟大领袖语录中根本没有这一条。’”阿呆鼓起腮帮立马分辨：“怎么没有？在第138页倒数第3行中可以找到。”弄得大家又笑了。

主持人赶紧拉闸刹车。吼道：“散会！”大家难得有这样一场精彩的喜剧观赏。竟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武高武大的指挥长亲自出马，又喊了几遍“散会”！才散了场。

当民兵们用枪托将“牛鬼蛇神”砸下台时，窜进一个矮汉来，他一手抓住老良的上衣后摆，一手握拳，朝老良背心擂去，“哎哟！”老良惨叫一声，栽倒在台下。我看清了汉子的尊容：黑脸，扫帚眉，造反司令和他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我暗里咬牙骂道：“***，一句快报之仇，你们何时才能报尽？”

若不看那皑皑的白雪，不看那大门上的红对联，我还不知道今天是大年三十。时日来去匆匆。天刚粉亮，队长通知社员去祖先堂屋“吃忆苦餐。”从开始，过年吃忆苦餐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仪式大体相同，先忆苦后吃饭。一晃五年过去了，今年会不会“推李出新”呢？公共食堂虽然散伙了，社员可以经营一点自留地了，但老天不帮忙，队里收成不好，干嘣嘣的谷子交了公粮，再留下明天的稻种，剩余的作农户口粮，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人家连过年米都没有。可那些张嘴要吃的孩子，却巴望过年，能穿上新衣，吃上一餐饱饭。我家陶陶的要求并不高，只求帮她改变一下衣服的颜色。我问她：“什么样的颜色好？怎么个改法？”她卟哧一笑，说：“妈你是不故意装傻吧，很普通的，城乡都流行的那种。”她这话真把我弄糊涂了：“妈真的不知道什么颜色最流行。”陶陶旋急进里屋掀开木箱拿出一个小红布包袱，抖开，里面包着几样她心爱的东西，十几枚**像章，圆的，磁的，铜的，各式各样，还有一张**和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照。我饶有兴趣地问：“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陶陶神秘地一笑：“暂时保密。”她拿起彩照，指着上面的红卫兵说：“我要的就是他们穿的这颜色。”我告诉她：“这叫草绿色。”叫我为难了：染坊染不出，这类布料虽有买，但价钱贵，还要花钱请栽缝，很不合算。

突然想起堂弟的大孩子刚退伍回来，说不定他有多余的军装，于是我做通了侄儿的工作，象征性地给了点钱。连夜我把军装改好了，陶陶穿上拿镜子一照，蛮高兴，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学风行一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一句道白：“谢谢妈！”

做哥哥的转过一张黑陶瓦罐一样的脸看了看妹妹，说：“男不男，女不女，军不军，民不民的，一点也不时髦。”

陶陶的自尊心受了刺激，满脸通红地对我说：“妈，黄立他没资格当红卫兵，往我身上出气。”我横了他哥妹俩一眼：“莫乱讲，别人听见了不好！”“吃忆苦餐罗！”生产队长又在喊。

老良一直在焦灼中愕着神，而且在这焦灼中，想起了什么，对我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去不去呢？”

我随口应道：“队长喊吃忆苦餐，是对全体社员喊的，并没讲哪个人不能去。”

老良心事重重地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每次去他们都要拿我开刀，或含沙影射，或公开批判，我只有低头弯腰挨批的份，那痛苦，谁能体会到。”

我说：“要不，你留在家里，把那几只麻雀杀了，一只麻雀四两参，几只麻雀差不多斤把参。弄出来，晚上吃，度除夕。”

老良“嗯”了一声。这些麻雀活该倒霉。近来，常成群结队飞到天井里啄食，讨厌死了。昨天，出了太阳，天井里的雪刚化，雀们便光顾了。我便对陶陶说：“快拿筛子来捉。”陶陶早就对它们怀恨在心，巴不得宰尽杀绝。听我一说，雀跃起来，立刻从杂屋里拿来筛子，我找一根纳鞋底的绳，拴到*寸长的小木捧上。再往天井里撒把谷子，然后将筛子扣在谷子上面，用小木棒撑住，叫陶陶牵着绳子，躲到角落里，等待麻雀们的到来。陶陶两肘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着，手牵着绳子，只要猎物进去啄谷子，一拉，筛子便将猎物罩住。她两眼直直地瞪着，呆了老半天，连猎物的影子也没看到，自言自语：“你不捕它时，它尽来捣蛋，捕它时，它躲着不出来，气死我了。”

我正坐在门边写日记。从上初中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间断过，不管多忙，总挤出时间来写。我拿眼对陶陶说：“你这孩子办事少耐心，这点不像我。”陶陶眼也不抬地说：“要都像你，可就糟了，每天都在记变天账。”我拉长了脸：“玩笑怎能乱开？别人听见了多不好。”

陶陶吐了吐舌头，专心致志地守住阵地，瞄准猎物。不一会，她尖着嗓子向我报喜：“妈，罩住了。”我跑去一看，果然有几只麻雀被罩在筛子里，它们扑来扑去，很不安份的样子。陶陶急着要去揭筛子，我一把按住她的手：“莽撞不得，妈有办法。”转身进屋拿了只小布袋，叫她把袋口张在地上和筛子的连接处。我慢慢地将筛了掀开一条缝，手从缝隙里伸进去，很快3只麻雀都捉进了袋子。初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陶陶。第二天，第三天，陶陶满怀信心上阵，照此方法捕捉，战果辉煌。三天共捕了七只，一并扣在蔑篓里。昨天，陶陶不小心揭开篓盖看时，飞走了二只，剩下的五只全家五口，每人刚好吃一只，对于许久冒吃到肉分子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份难得的美食。

“吃忆苦餐哟！”这是第三次通知了，再不来，罚工分！生产队长显得很焦急，终于耐不住性子，才使出这一招。不吃忆苦餐，要罚工分，岂不心疼。我拿碗筷和小板凳，赶紧往外走。立立就板起面孔，说：陶陶，你怎么还愣着？陶陶从恍惚愣神中醒过来，眨眼瞟了一下哥哥说：你们先走，我在找我的**纪念章。

可是当我走到家神堂屋里时，却发现来的人仍然不多。其中多数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人靠着墙根，或猫在角落里，巴哒巴哒抽旱烟，或嘁嘁嚓嚓说闲话。喜欢热闹的小孩或上蹦下跳，做迷藏，或用筷子敲着碗取乐。生产队长，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有事没有总是眯着一双眼睛，鬼点子挺多，见这稀拉的场面，一时却没了主意。阿呆比他更急，忆苦餐没人吃，不仅浪费了粮食，就连挖野菜的工分还不好往下摊，更重要的是，忆苦会开不成，准挨大队一把手的“克”。他袖着手，埋下头，在堂屋前来回走动。

阿呆的堂叔讲了话：“忆苦餐也不是这么搞的。”他捋了捋胡子，指着摆在面前的三只大木桶说：“往年的粥虽拌了一些野菜，但比较稠，多喝几碗，还能填肚子，可今年的，稀得能照出人影来，而且尽是野菜，比猪食都差。”

一位五保老人接过话茬：“年年过年吃这玩艺，比旧社会还不如，天气又冷，谁愿意来挨冻受饿。”

社员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我哪敢插嘴说不，只是呆坐一旁听着。

阿呆的堂叔又说：“罚工分有屁用，十个分工才一毛多钱，谁稀罕这臭钱，倒不如弄头猪杀了，按人头每家每户分上半斤八两肉，人家自然会来。”

阿呆收拾黄牙，许久没开口，想了一阵，小声对生产队长说了一通，生产队长开始惊讶接着皱眉，然后点头，便扯开嗓子说：“吃忆苦餐后，分肉，不来的，没份。”转脸对阿呆队长朗声说：“去杀猪吧，虽然小一点，但肥着呢，你主持会，我去杀，好过秤，明年一开春就付钱。”随后他又叫队里小会计，两人扎脚捋手一起朝阿呆的猪圈方向走去。我望了一眼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有几分莫名其妙的感动。

大雪初歇，一切都变得明亮了，天上地下，亮得耀眼睛，到了上午9点钟，有的扶老携幼，有的抱儿带崽，都是全家出动，连不准备上阵的老良，也被陶陶强行拉着来了。数数人头，可以说破天荒出了“满勤”。这“猪肉”的诱惑力真大，雄辩地证明了“物质变精神”的强大动力，我迅速明白了这一点。

进来的人手里都拿着碗筷，脸上堆满了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阿呆对站在身边的生产队副队长挤挤眼，也弄出笑容。副队长立马将大门关上，还拴了木方，一则因气温太低免受北风侵袭，二则防止叫花子贸然闯入，破了吉利。按我们这里习惯，凡属农家吃年饭，都要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殊不知这样的忆苦年饭连猪狗都不愿光顾，何况讨饭的叫花子呢，其实大可不必把大门拴牢，我想。

下面的人便喊：“头儿，九点半了。”

阿呆也知道九点半了，但因自己记性差，一下忘了会议程序。他寻思了半晌，还没理出个头绪。我急中生智，朝他作了个手势，然后指了指正面墙上的**像，他很快明白过来，喊一声：“全场起立！”接着喊：“向**致革命敬礼！”社员们行完三鞠躬后，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我又指了指自己手里的《**语录》，他立马转过身面朝**像，右手举起《**语录》在头顶左右晃动，带头喊道：“敬祝——**——万寿无疆！”众人随着呼喊，声音宏亮，整齐。接着，我从容地往前挪两步，打拍子指挥大家齐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我这一革命行动，大伙并不感到意外，因我是老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编导，每逢大会小会唱歌都由我领唱和指挥。这首歌在场的人不知唱过多少遍了，滚瓜烂熟。这次唱来，不少老人勾起了对“万恶的旧社会”的辛酸回忆，情不自禁地洒下了凄楚的泪水，坐在我面前的张大娘，歌停了蛮久，还在用一方手帕揩眼睛呢。阿呆向我投来一瞥，显然是对我配合他唱“双簧”的感激。

有个孩子偎在*的怀里叫喊：“我饿了。”他这一喊，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喊饿。阿呆的堂叔对阿呆说：“莫讲孩子们饿，就是我们大人也抗不住。革命礼也敬了，革命歌也唱了，喝革命粥吧，你下个令吧。”

阿呆显出很为难的样子，搓着手好一会才说：“还有一个环节没进行——等忆完苦再吃吧。”阿呆的堂叔除年长辈份高外，还有与阿呆是堂叔侄这一层关系，因此他敢想敢说，众人也很敬重他。他一听堂侄这句话，就寒着脸，说：“什么环节竹节，就是祖上传下的规矩也可以改，我的意思，先吃了再说。你听懂了吗？”

阿呆立即点头表示听懂了，便说：“第四项——吃忆苦餐。”

人们一哄而上，前边的人踩伤后边的人的腿，后边的人踩落了前边人的鞋。几个小毛孩，奋不顾身地从人墙中钻过去，抢先站到了粥桶旁，伸碗盛粥时，烫得哇哇叫，个个脸上头发上“挂了彩”——沾满稀糊糊的粥液和野菜末，气得家长通娘不赢。

阿呆阴着脸，骂道：“*的，挤死呀！”

有人不满地回应：“过年你怎么骂人呢？一碗粥，他娘的算个卵！”我暗里觉得好笑：指责阿呆不该骂人的人，其实自己也在骂人。

阿呆拍拍副队长的肩膀，说：“你赶紧找两个帮手，每人守住一只桶，负责掌勺分粥。”又转身对大伙说：“排成三列纵队，按先后次序，领粥！”

我的嘴巴很激动，发出极有韵致的“咝咝”声。我那大堂侄保持着快速敏捷的军人作风，他“吧哒”完三大碗后，又到生产队猪场“巡视”一遍转来，兴奋得嗷了一声。堂弟一惊，问：“这么快就杀了？”

大堂侄说：哪能杀得这么快，队长还在磨刀哩。

有人怀疑：“这么久，怎么还在磨刀？”有人却说：“只要靠得住，慢一点不要紧。”

这时，外面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阿呆听出是大队支书老赵的声音，急忙上前开了门。石村长一倒，他又官复原职。“吃了吗？”阿呆问。“嗯。”老赵看了一眼堂屋正在喝粥的人们反问：“十点啦，还在吃？会开了吗？”“还没有。是不是今年破例，不开算了，反正都是老一套。”阿呆狗直一根肠，照直说了。

“忆苦餐，只进餐不忆苦，怎么行？公社抓得很紧，还催我汇报哩。你这个同志呀——”他声音拖得老长，因是过年加上又在众人面前，不好刮这个下级的胡子，而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开导，便说：“我看你脑子里少了一根弦——”“一根弦？”阿呆云里雾里。

“对，少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老赵裹紧披着的黄大衣，抱住双臂，踱到**肖像下，指着**的像滔滔不绝地作起报告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它无处不在。有个反革命分子给他的三个侄儿取名字，大的取名荣华、*取名为富贵，老三是女孩取名为金子，三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叫做荣华富贵，金子。纯粹是资封修的那一套，好处全让这一家子占尽了。（其实不是老良取的）还有，这人给自己一双儿女取的名字也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儿子叫立，黄立，小女儿叫业，黄业，合起来就是‘立业’，立什么业呢？他想让他的”孝子贤孙，将来继承反革命衣钵，立复辟资本主义之‘业’……老良垂下脑袋，后悔不该来，当待宰的羔羊。陶陶气得不行，想站来辩解，被我紧紧按住。

“像这样令人吃惊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太多了，我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按仪式进行‘忆苦’，哪位革命群众发言？”

阿呆点名要五保户徐大娘讲，老人却谦虚，忙说自己牙齿不关风，讲不好。阿呆又点李寡妇的名，李寡妇扭妮了好一阵才期期艾艾地开言道：“主席硬要发言，我只好勉强讲几句……”她刚打开场白，生产队长手里拿着刀，风忙火急跑进来，大声嚷道：“阿呆叔，这猪不能吃。”阿呆训斥道：“好生生的猪，怎么不能吃？你冒疯啦？”

生产队长着急地说：“刚才，公社兽医路过猪场时，看了猪，他说有蛮重的病，吃了会传染给人的，于是我请他给猪打了针。兽医说，至少还要打五天针，病才会好。”阿呆只好说：“对不起大家，明年清明节也快了，那时分肉吧。”

穷苦村民的情绪低落下来，纷纷搬起凳子往外跑，连支书也没号住。有的在嘀咕：“哄人哩。他们的鬼话谁也不听了。”

时间在指头中间滑过，不觉到了1971年初春。经附中校长（原乡助理）推荐，我被借到该校代课。

附中的校园比前几年冷清多了，贫下中农进驻了学校，红卫兵们不像原来那样呼来喝去，四处糊大字报，随便揪人了。教室里的玻璃全碎了，学生稀稀拉拉的。我低着头转了几圈，从厕所前经过时，想起六年前我在这儿冲洗厕所的惨景……就在围墙边看见几年前的难友方老师，她正同一些“犯人”挥锄铲草皮。

方老师比从前瘦多了，穿着黑色衣裤把皮肤衬托得更黑了。她铲了几锄，手便撑着锄把，脑袋搁在把端，*一会。我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该离开。忽然，她拿眼一望，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似乎认出了我，她张嘴想喊，却没喊出来。我趋前几步，轻声叫道：“方老师。”方老师愣愣地看着我，发出轻微的声音：“你还好吧？”我点头。“你先生和孩子呢？”“还好，女儿和我都来这里了。”她脸上有了一点淡淡的笑容：“咯就好。”那边过来两个人，脚步咚咚，正气凛然的样子，围墙边的人们都加快了动作。方老师冲我摆了摆手。

我刚转身走几米，传来喊“王老师”的声音，这声音挺熟，定神一看，竟是阿呆主席。我感到很意外，他来学校干什么？锄草的人为何一见他便害怕？阿呆主席自我介绍起来：“我也才来，只比你早几天，作为泥脚杆子的我，要不是托**的福，沾文化革命的光，怎能进学堂，管读书人？”

我说：“如今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你来，理所当然，日后请多关照。”

阿呆主席坦然一笑：“你我打断骨头连着筋，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次调你来，主要有我一票，因为我最了解你，我提的，他们不敢不听。不过，这话莫对别个讲，省得人家说我有私心。”

我说：“谢谢。”和他边说边走，不一会，到了我住的地方。请他进去坐坐，他迟疑一下进了屋。我倒了一杯热茶摆在茶几上，微笑道：“你整天忙这忙那，挺辛苦的。”他口渴了，吹了吹气，把一杯茶全喝光了，下巴灰色的短胡子上排满水珠子，顺手一拭，正要往茶几上铺着的白方巾上擦时，我瞧着失声轻轻地“啊”了一下。他还算机灵，不动声色，手落下来的时候，擦在裤子上了，嘿嘿两声。

这时，校长拿着一摞资料急匆匆走进来，第一眼就看见了阿呆主席，校长脸上立马堆满了笑，毕恭毕敬地说：“主席原来在这儿，把我找得好苦哟。”他省掉前面“阿呆”两字，岂不等同中央主席了？阿呆主席摆出“领导阶级”的架子，漫不经心地说：“在*场上，差不多转了一整天，他们还算老实，干活比较卖力，过两天就能完工。”他赶紧声明：“口干了，找王老师讨杯茶喝。”于是又用颇为严肃的口吻问：“么子事要向我报告？”

校长说：“区革委打来电话，指示我校文艺宣传队赶排一台节目，在‘三八’庆祝会上演出，还指示正式演出前，要安排宣传队去立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校长抬眼望了一下墙上的挂历，拧紧眉头说：“离‘三八’只剩下十几天，这么短的时间，要编排一台节目，拿不拿得下来？”阿呆主席拉长脸说：“拿不下也得拿。同志，这是红色*交给我们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任务，不能打半点折扣，我的意见即使是停课也得搞。复课闹革命，首先是闹革命，宣传思想是最大的革命。”

校长唯唯是诺：“一切按您的意见办。这事就劳驾王老师。王老师的课我去调好，日夜加班。”说罢，把手中的资料递给我。我真有点为校长呜不平，为什么满肚子学问的一校之长，却在一个目不识丁的种田汉子面前仿佛矮了半截，这世道怎么啦？

接受任务之后，我连续加了几个夜班，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节目编好了，演员选出来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强化排练，13个小型歌蹈加曲艺节目，搬上学校简易舞台，作汇报演出，阵阵掌声从500平米的礼堂里响起。我一直站在台上指挥，往下看，舞台前第二排全是坐着区公社革委、贫宣队和学校领导，唯有校长左侧的位子空着，应该是阿呆的，他人呢？难道不感兴趣？中途溜了，不可能。我知道这人的秉性，喜欢凑热闹，往常村里唱皮影戏，不挖台脚他不会离开，何况今晚的演出，除戏的质量高，几级领导都在场，更重要的是节目排练中他自始至终都守着，生怕出问题。我四处寻找，原来他蹲在大幕旁，一边张大嘴巴呵着气，一边上上下下看着表演的女生。

演出后，校长立起身：“请各位领导留下，评评。”阿呆主席这才从幕布中钻出来，坐到属于他的位子上。阿呆主席抢先发话：“大家说说演得怎么样？提提建议。”在场的人沉默了好一阵，又想了好一阵，区领导先说：“总体感觉不错，掌声也很热烈，就是跳《忠字舞》时，女演员的屁股本来就大，加上扭得太历害，恐怕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冲淡政治内容。”一位公社领导补充：“《朵朵葵花向太阳》的道具要改一改，用地里长的葵花代替纸扎的葵花，这样更真实更贴切。”有个造反派头头发表不同意见：“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再说，我们这儿不产向日葵，百里外的湖区才种，即使弄来也不容易。”我只有老老实实边聆听，边作笔记的份，明知公社领导的意见荒谬，却没敢插话。校长说：“时间不早了，会就开到这，大家提得很好，该改的改，用**的话，坚持对的，改正错的。最后请主席作总结。”阿呆主席正端起茶在喝，一口倒个精光，大手又嘭地在杯口一拍，拍出沉底的茶叶，然后又很响的一口，便大嚼起来。末了，光辉灿烂地一笑，说：“学生伢妹子演得好，大家也都说得好，我没啥意见了。”

队员们自带服装道具，一色的红卫兵装束，硕大的**像章在他们胸前一闪一闪的。一队人顶着日头爬上崇山峻岭，到公社边缘的上洞、卫红、大桥等村演出，打一枪换个地方，次日又转到另外一个村子。连领队的阿呆也感到吃力，我担心同学们吃不消，然而听到他们顶天立地的脚步声以及斗志昂扬的歌声，才感到自己想法幼稚。打不离手，曲不离口。演出次数多了，唱腔，台词乃至伴奏熟练了。接下来，在立新水库工地的慰问演出也好，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公演也好，可以说效果都达到了极致。但在“三八”节上午正式演出前却闹出一个笑话。事先我安排陶陶作报幕员，因为她一米六的个子，扮相也好，尤其吐字清楚，印了农村一句土话：不是娘夸女，硬是妹子生得乖。陶陶化完妆，穿起那件特制的白色小汗衫，觉得紧紧地箍了*，竟箍得极舒服，外面套上草绿色军装，再扎上宽皮带，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我看了一下，感觉也不错。

阿呆在舞台上百般无聊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还不时吹口哨，搞得正在化妆的演员心里烦透了，又不便当面制止，便压低声音骂他神经病。见他踱到化妆室里来了，我立马向他们打手势。不料，他站到陶陶跟前，审查起陶陶的装束来，端详一会之后，虎着脸说：“上衣太短，差点露出肚脐眼了，皮带束得太紧，里面的内衣太小，鼓得*像两只小山，丢人，赶紧改过来！”语气强硬不容置疑。

见他尽挑毛病，陶陶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眉头一皱，撅起小嘴说：“你不懂！一个……”后面的“大老粗”三字没吐出来。

阿呆眼一横：“我不懂？不懂能当主席吗？能代表红色*管理学校？不懂的才是你们这些奶臭未干的丫头片子，你连臭屁香屁都分不清。”

周围的学生都围上来，他们早看不惯他这傻乎乎的模样，更看不惯他盛气凌人动不动训人的臭架子，压在心底里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你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还到这里神气！最好走远点，走得越远越好！”震撼山康的声音，惊动了台前的领导，区革委副主任和校长气急败地跑到后台化妆室里，边打手势边威严地低声音说：“你们吵什么？吵什么？庆祝开会开始了，一把手正在作报告。谁再吵，处分谁！”

屋子里才平静下来。但等两位领导一离开，阿呆开始发难，很不屑一顾地挥动着手臂说：“谁不听指挥，故意和我过不去，当心有好果子吃！”

陶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哭声很沉重，如同一块巨石，跌落在谷底，发出滞涩的回声。她走到我跟前诉说了一切，我心里一沉，连忙搁下眉笔，对等我化妆的两个女生说：“稍等，我过去一下就来。”找到后台，对阿呆说：“陶陶的装束是我看过了的，不能怪她……。”他气愤地打断我的话，说：“哟，原来你是她的后台。你怎么这样糊涂，如今什么年代了？还这般打扮，你看革命样板戏中的常什么宝，还有举红灯的林妹妹（把铁梅的梅说成了妹），她们就没穿极短的上衣，*一塌平的。”

我想笑又不敢，便平静地解释：“正因为年代不同，常宝、铁梅才穿着旧时代那种大襟褂，而时下兴军装，我见过许多解放军女战士，她们的服装就和陶陶穿的一个样，上衣也扎在皮带里。再说，陶陶今年16了，像她16岁这般年纪的女孩，已开始发育了。”

不知他听没听懂我的话，也许他怕当众丢面子，不好下台阶，只稍稍作了些让步，要我责成陶陶最好不要扎皮带，或把皮带放松些，别扎得那么紧。我把这话对陶陶说了，陶陶天生倔性子，哪里肯听我的，反把气往阿呆身上泼：“偏不，看他拿我怎么样？”

这下可不得了了，阿呆张牙咧嘴瞪起眼：“敢跟我顶嘴，看你有多大的本领，也要惩转来，我宣布取消你的报幕资格，靠边站！”

正在这时，礼堂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把手的报告结束了，马上就要开演了。校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后台，直嚷：“大家敢快作好演出准备，严阵以待，报幕员先上！”

我焦急地把目光转向陶陶，说：“快去！”陶陶呆呆站在角落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真拿她没办法，骂她揍她吧，只会把事情弄僵，怎么办？另选贤能。我便做其它女生的工作，她们均以“报不好”为由，故意推却。那个平素与陶陶关系好的男生——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选段的郭建清，故意盯着阿呆叫道：“有种的快上啊！”目光像刀子一样吓人哩，旋急几个男生也一齐吼道：“对，有种的快上啊！”莞尔，站在那里，得意地晃着脑袋。

阿呆自言自语：“报幕，不就是打个开场白吗？蛮稀奇，没人去，我去！”他反剪着手走向前台，还一路哼起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谣：“东风吹，战鼓擂，这个年头究竟谁怕谁！”

当我从梦中醒来时，制止也来不及了，只见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前奏曲嘎然而止，阿呆瘦瘦高高地站在舞台中央，从背后拿出一只手，摸了摸自己花白的脑袋，想掩饰一下内心的紧张，抬眼看了看台下的观众，笑了笑，接着又向前走几步，欠*子，掌声响起，不过不太热烈。我站在乐队旁观望，阿呆主席往日对待我们“臭老九”那副狠相不见了，一站到舞台上，就是个和气一团的爷们了。他高声说，全体革命妇女同志们！台下有人往地上“呸”了一口，冷笑几声。我感到奇怪，这话没错呀，今天开“三八”妇女节庆祝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再往下一看，原来会场里坐着的不全是妇女，还有许多中小学生和为数不少的男子汉。因了全社近四分之一的妇联主任和妇女队长由男姓干部兼任。阿呆主席没留心，犯了个语法错误，不应在“同志们”前面加上定语“全体……妇女”四字。还好，会场秩序并没因此产生太大的波动，于是他抬起手臂喊道：“今天是三八节，我校思想文艺宣传队给你们传经送宝来了……”我透过帷幕拉在墙边的缝隙，看见有人偷偷地笑，有人窃窃私语：学生伢子是向我们汇报演出，还传经送宝呢，也太不谦虚了。阿呆接着说下去：同志们不要见笑，我是个流氓……观众中爆发一阵难以抑制的哄笑。

“确确实实的流氓，祖宗三代都是流氓，我祖父三岁死了爹，七岁为地主放牛，做了四、五十年长工，我父亲八岁没了娘，当了一辈子睁眼瞎，到我手里田无升合，地无寸土，靠打短工，进山挑脚，还维持不了一家四口的温饱，我哪有读书的份……”

他怎么忆起苦来了？许多观众开始坐不住了，纷纷离去，好在被守门的“红袖章”挡住，一把手爬到台上又是拿起麦克风喊话，又是有力地挥着手臂用肢体语言才制止住。

“到了1960年，大旱一百天，田里颗粒无收，比解放前还要苦呢，我们村里就饿死了十多人……”可能是这段苦不该忆，台上台下更是一片混乱。有的男青年起劲地吹口哨，恶作剧地大声喊道：“简直是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污篾！”有个蛮小伙站到靠背椅上高呼：“把这家伙轰下台去！”顿时，吐口水的，呼口号的，拍桌打凳的，乱成一片。阿呆主席耷拉着脑壳，溜走了。

我毅然决然朝乐队挥手，立时《太阳红，**最亲》高昂激越的前奏曲响起，紧接着26名男女队员，手里摇着鲜花，舞着鲜红的彩绸，跳起欢快优美的舞蹈，声情并茂，使观众们暂时忘却了心头的不快，沉浸在欢愉的海洋中。接下来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我安排得分外紧凑，队员们也很卖力，步步推向*。落幕时，已过晌午了，许多观众还呆愣地站在原地不走，一个劲地问道：“还有吗？”

队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站到台前谢幕，我注意数了数，总共谢了4次，这在那精神贫乏的年代，是破记录的。队员看着我，我看着队员，流了两滴泪。

下学期初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暑假农村见闻散记》，告诉同学们如何审题、立意、谋篇等，特别提醒他们，这是一篇记叙文，用散文笔调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具体要求：一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反映农村“一抓三促”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气象，新变化，歌颂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二是全文不得少于1500字，先打草稿修改后抄到作文本上，第三节课后交上来。这样一举两得，既检验学生过来的学习成果，又作为向国庆21周年的献礼。

整整一上午，由我唱“独角戏”，包打“红瓤西瓜”，学生写作，我在课间巡视，走到中间倒数第三排孙石滚面前，他握着笔，目光却投向窗外。窗外阳光特别好，几个初中部的学生就在这样的阳光下，背着书包经过我班的教室前，向校门口的一排大杨树走去，刹那间，那几个捣蛋鬼，像猫一般爬上树，掏喜鹊蛋。石滚看得入神竟然“嘿嘿”笑出声来。引得周围的学生齐刷刷地瞄着他。我伸手在他的桌子上敲了敲，提醒他莫打野眼。第三节课开始，我发现石滚的座位空着，便拍了一下教鞭问道：“孙石滚呢？”同学们默不作声。我又问：“今天值日干部是谁？”

陶陶举起手。我说：“你知道石滚同学去了哪里？”陶陶摇头。我说：“你去把他找来。”

好一会，孙石滚才被陶陶垃进教室。我问：“你是不是上树掏喜鹊蛋去了？”

他昂着头，没回答。我冷静地说：“你连草稿都没打好，人家快交作业了，知不知道？快坐到位子上去写！”他仍站在原地扭扭头，冷冷地剜我一眼，那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又扫向陶陶，在扫到陶陶时，我感觉他的目光在陶陶身上停留了好几秒，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我没再理他，就坐在讲桌后面批阅作业。心想，坐在面前的不再是挂鼻涕穿开裆裤的娃娃，而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了，他们该有自律、自制能力。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都去管。孙石滚见我不理他，以为是故意冷淡他和他过不去，于是把黄军帽的帽檐往上一推，挺起*，昂首阔步，朝空位置那边走，蹬，蹬，蹬，发出脆响，有的人住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身影，有的人偷偷地笑。他飞起一脚，噼哩叭啦，凳子撞在桌子上，倒了，坐在后面的陶陶低声说：“你拿凳子怎么不用手？”孙石滚狠狠挖了陶陶一眼，昂着头，气呼呼坐下，找作文草稿，没找着，便抬眼前后左右搜索，见草稿竟安然躺在陶陶的桌子上，他如旋风般拿过来。陶陶小声劝道：“要下课了，快写吧，免得交白卷。”

陶陶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催促他完成作业。他居然不领情，把黄军帽的帽檐往左一拉，发出刺耳的吼叫声：“交白卷怎么啦？张铁生交白卷，成了全国的英雄！”

这话今天从孙石滚口里说出来，我并不感到意外。孙石滚自呜得意，望望这个望望那个，许多人没有理他，可见他在同学中并没有多大市场，起码这句话没有引起共呜。

陶陶被他抢白，受了委屈，抽泣着，眼睛红红的。

课后，我把孙石滚“请”到办公室，竭力控制着自己，跟他慢慢聊起来。从万恶的旧社会——穷人没受教育的苦，说到幸福的新社会贫下中农翻身作主人，掌握科学技术建设国家的甜，不知他听没听进去，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不知不觉敲响了开饭的钟，我起身：“下次再谈吧。”他头也不回走了。

整个一天，我忙得连轴转。中午，扒了几口饭，把碗筷往陶陶面前一推，埋头去画刊头了。画面是我早已打好了腹稿的，两个小时便作好了。三面红旗迎风昭展，配上金黄色的杆和穗，白云兰天作底色，上书“国庆特刊”四个仿宋字。用以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简称三面红旗）。对刊头的立意和构图，我是相当满意的，也赢得许多师生的喝彩。下午最后一节课，陶陶和同学们在*坪里上体育课，我独自在教室走廊墙壁上张贴特刊，那是从18个学生作文本上剪下来的优秀作品。因我所在的走廊正对着*坪，所以对*坪里传来的嘈杂声听得清清楚楚。

大概是为跳高的事发生了口角：“跳得高象，跳得矮象刘文彩。”这是陶陶的嘻笑声。

“好哇！你反动，竟敢污篾伟大的林副统帅。”马上受到石滚同学的反击。

“一个男子汉连90公分高的杆子都跳不过，不害羞吗？你就是刘文彩，怎么着？”陶陶不服，尖着嗓子喊。“我要向校领导报告，说你攻击林副主席。”“黄叶是开玩笑的，你何必当真呢。”有同学劝道。“不行，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非告她不可！”场上一片死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陶陶吓得要哭了，但眼泪却倔犟停留在眼底。全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陶陶身上。我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仿佛听见脚下的凳子发出痛苦的*……

第三天，也就是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9月13日，我以政治扒手的罪名又被揪出来了。这天，木树小学开批判会。上午*点钟光景，我头戴用报纸扎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马粪纸制成的大牌子，高帽子和牌子上分别写着“政治扒手——王羽新”七个醒目的大字，还用红笔在我名字上打了3个××，酷似法院布告上枪毙的死刑犯。当时我与教育界十多个“牛鬼蛇神”从村口经过时，村里人感到格外惊讶，纷纷议论开了：

“想不到王羽新老师当了扒子手，被揪出来了。”有人咋舌。

“不可能吧，我看王老师根本不是这种人，平日她为人正派，胆子又小，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有个婆娘不屑一顾地应道。

“我亲眼看见那牌子上明明写着扒手二字，哄你是猪。”开头那人瞄众人一眼，大声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月社会上太乱了，什么缺德的事都有人干。大前天，我家里的一只芦花鸡就被人偷了，是养着留给媳妇坐月子吃的，气得我两个晚上冒落枕。听说，镇上的贼多得不得了，今日供销社偷走了红糖，明天肉食站屠桌上少了副下水。”一位秸杆女人不紧不慢地说。

听到的人就笑，笑过之后就正经八百地说：“按你的说法，你家的鸡，供销社的糖，还有肉食站的肉都是王老师这‘扒手’偷了？不对！同志姐，你不懂‘扒手’前面——政治两个字的意思吧，政治是什么？是不流血的战争。就是要把像王老师那样有能力但出身不好的人揪出来，斗倒斗垮。”这人书读得不错，还挺明事理的。说罢，他的嘴朝学校方向努了努：“看热闹去。”

学校的*坪上和几间教室里早就挤满了人。连桌子上、凳子上、过道上早就没有了下脚的地方，外面仍然有人往里挤。碰了头，踩了脚了的喊叫声此起彼伏。阿呆主席觉得今天的人比那天批判石村长的人多多了，阿呆主席还觉得再这样挤下去可能要出事，他就让木树大队造反派在院子门口站岗，快一点关门。几个小伙叫着号子把门关上了，门外的人就喊成一团。阿呆主席说：“别喊了，别喊了，谁让你来晚的，来晚了就站到外面听。”

批判会上旧账新账一起算了我的“累累罪行”，新的罪行就是复课闹革命以来不安分守己，不接受群众监督，继续进行*主义活动。上台揭发我的是教育界几个造反派，还有我的学生——革命小将孙石滚。孙石滚被区社造反派头头拉上土台，好一阵，他才颤颤地从口袋里掏出发言稿，睨了我一眼，黑黝黝的圆脸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发出颤音：政治扒手王羽新睃使她女儿污篾我们伟大的林副统帅，说我跳得高象，跳得矮象刘文彩，这不是明目张胆攻击林副统帅吗？这不是咒骂我们贫下中农孩子是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吗？

造反派头头带头呼口号：“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孙石滚继续揭发：“王羽新还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附中一位造反派抖出一幅画，他指着画面说：“这是王羽新大前天贴出来的墙报刊头，她在上面画了三支长矛，把三面红旗刺穿了，简直是胆大包天，用心险恶卑劣之极。”这位造反派怒不可遏，猛地窜过来，揪住我的头发，命令道：“向人民低头认罪，三鞠躬！”停了半拍，喊道：“一鞠躬——”我昂着头。他又喊道：“二鞠躬——”我仍昂着头。那家伙没再喊“三鞠躬”了，见我顽固不化负隅顽抗，便改用另一种办法折磨我，想逼我就范。他一脚踢在我的后腿上：“双腿前屈，双手前伸。”像做广播体*第三节屈腿伸手动作。“士可杀，不可悔。”我想，只要不低头，做做广播*何妨？但这么站着，时间长了，真难受，在*的阳光下，汗珠直滴，腰背酸痛。过了一会，造反派头头嚷道：“请木树大队革命群众上台揭发。”台上台下一片寂静。造反派头头急了，睁大眼睛，寒光凛凛地凝视着阿呆主席，阿呆主席慌忙朝芳芳老师打手势，芳芳老师一甩乌黑的辫子爬到台上，她为了印证揭发材料的正确性，挥着我当年的毕业证书说：“同志们，这是王羽新想变天的罪证，连25年前印有国民党党徵的花纸还保留着，是革命造反派从她家里抄出来的。”她还列举了一桩桩罪行，说某年某月在我担任木树小学校长期间，借实物教学之机，强迫学生劳动，结果种下的蔬菜被我家吃光了；还说某月某日加夜班，带领她偷公家地里的红茴吃。我看见与会者头颅攒动坐立不安，听见叽叽喳喳的各种议论：“芳芳不是王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爱徒吗？怎么打起师傅来了？太冒良心。”“那话是她女儿说的，怎么算到做*头上？难道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吗？他们纯粹搞的血统论！”是一位老教师在为我呜不平，但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批判大会之后，造反派将我们一干人押到附中，关进牛棚里。牛棚关过牛，也关过猪，现在腾出来，关押与牛猪同等命运的两条腿高级动物了。刮风下雨的清晨，我们就被两名“红袖章”像牛一样赶往立新果园垦荒，锄头碰到板结的硬土，或者麻枯石，两臂震得发麻。由于坡陡，稍不留神一脚踩塌，整个身子便同枯草、沙石一道滚到山脚。一次，我的左腿被石头砸伤，没及时包扎，伤口化脓，烂了个把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吭声”是在“犯人”中间广为流行的歌谣。我即使跛着脚，仍用锄把撑着，咬紧牙关走路，也不迟到一分钟，照常完成每天的“死任务”。方老师凝滞在那，劝我道：“何必拿自己的身体当儿戏？请几天假，歇歇。”

我苦笑着，说：“经过了几个死的人，什么都不怕了。”

开饭了，厨房里漆黑一片，是有人故意掐断电线，还是停了电？鬼晓得。今日收工要比往常迟半个钟头，加之我和方老师中途碰上了雨，等我俩回来时，人家早吃完了饭。方老师摸索着从破木柜里找出半截蜡烛，点燃，舀来一小瓢没油腥子的老萝卜汤，端了两钵子发霉的饭，让我直倒胃口，想把这些东西喂狗，可眼前又没有狗可喂，两只眼睛瞪着那剩菜霉饭发呆：狗，霉饭，霉饭，狗。

果园劳动告一段落之后，由于凄风苦雨连日不停，我们依然呆在阴暗潮湿散发着牛粪猪屎气味的牛棚里写检查，没完没了，伴随风雨延续了一两个月。其间，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一二十次，几乎每隔三两天一次，这成了规律。后来，我在“实践”中日臻“成熟”，学会了以“以夷制夷”，只要他们不揪头发，不逼我下跪，不往身上吐口水，我就“老老实实”的，不狡辩，不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