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多挫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挫折就是那些不被人理解而留下的创伤。我刚二十出头，就遭人嘲讽、讥笑，甚至嫉妒，这当然与我的禀性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我不会说假话，只要我心里真实的东西，我都愿意坦率地表露。我这致命的弱点难免会受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抨击，尤其是当我说出那些具有西方社会的现代人思想和个性时，一些崇拜传统思想的人就会毛骨悚然，并对我远而敬之。难怪我身边的有些人说我气势咄咄逼人，但也有像范梨梨那样的女孩对我有一种崇敬之情，她说我是个“可敬不可爱”的女孩。

我对别人的这些闲言碎语起初不屑一顾，但我很在乎我的知心朋友对我的态度。就像蔡金华误解我一样，我首先会愤懑不堪，然后我把她说过的话揣在心里，沉思默想，好久好久。我脑子里的问号一个接着一个，都不知排到多少位了。想了许久，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所以，我的心情总有压抑感。可自从见到窑医生后，我觉得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什么话儿都可以对他说，也有许多想不通的事我终于豁然开朗了。

那天，当我把我写的信给窑医生看时，我就特别地高兴。窑医生是那种让人一看就很温暖的男人，他这点刚好跟我的父亲相反。父亲童年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他一个人背井离乡，四处谋生。1958年父亲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他感到这是上天赐与他的福份。但我的父亲没什么文化，也就是在解放初期扫文盲的时候，才念了两年书，能读读报，写封信。窑医生这点和我的父亲有着截然的不同，他虽然只有中等学历，但他给人的感受是那样富有教养，那样有宽容之心。很小的时候，每当我做错了事，父亲就会大发雷霆。记得有一次我丢了钥匙，我甚至很晚才敢回家，因为我害怕遭到父亲的责骂。窑医生不是这样的，我有什么想法不正确，他总耐心开导我；而当他知道我做错了事，他又总是说：“没关系，你下次记着就行了。”我心里有种感觉：窑医生才是我向往中的父亲。我等待着有一天，向他说出这些真情。

母亲每次看到我看病回来的笑容，都异常地安慰。这种表情，我似乎以前不曾看见过。父亲和母亲是父母包办后结婚的，对于他们的结合过程，我从来没有仔细问过。有时候，感觉父亲在母亲面前的脾气很暴燥，当然，那往往是他们做某些事时思想观点不一致才这样。比如说，父亲总喜欢我们几个孩子都能按照他以往的经验去做事，不管是对还是不对，“年轻人，你们懂什么，我走过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父亲总在我们做了错事以后，这样训导我们。而母亲不管什么时候，都心平气和，她允许我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就事论事，她也从不把她的任何观点强加于我们。我很欣赏母亲的这种教育方法，多数时候，当我拿不准主意，我就会找她商量。

不知道为什么，我近来特别想了解母亲的过去。那天傍晚，当父亲去收拾林子里的菜园子时，我就央求母亲给我讲讲他们的过去。目前为止，母亲和舀医生都承认彼此认识对方，而且是在一个连队里锻炼。从母亲委婉拒绝我的口气看，她对窑医生是怀着美好回忆的，这种回忆就仿佛发生在昨天。母亲一贯守口如瓶，不管是家里的事，还是外面的事，它总是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从不说。尤其是男女之情，母亲就当它是珍藏的宝贝一样，小心翼翼揣在心里，生怕有谁会偷去。

“妈，给我讲讲舀医生的故事……呵，”每次说这句话时，我都要停顿一下，好像喉咙里被什么骨头咔着。

“其实也没什么说的……，都过去了，好多年了，”母亲手里掐着刚摘回来的扁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对岁月的哀怨和淡淡的忧愁。

“你就讲讲你和舀医生在一起锻炼的经历吧，”我鼓起勇气说这句话，尽管我知道母亲还会拒绝我。

“梅呀，你也长大了，告诉你也好……，只是你可别往心里去，”母亲低声说着话，她那一双眼睛，在黄昏的落日里显得分外明亮。

“不会的，妈，我已经满二十岁了……，我会理解你的苦衷”。

“那好吧，你听着……。”天快黑了，天边有一块鲜红的云朵，挂在树梢。我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故事：

“那是1961年秋天，我的父亲因为是地主，又是民革成员而被县政府隔离审查。那时我还不到18岁。家里人看我胆小又念过书，就决定送我去边疆支边。当时去新疆最起码不会饿肚子，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家乡人已经很担心挨饿受冻了。我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来到了石河子垦区×团六连务农。很凑巧，在那一年夏天，六连来了几个上海知青，其中就有舀医生。舀医生刚来时并不是学医的，但他是高中生。由于他的父亲成份不好，加上当时的支边号召，他被迫来新疆支边了。我和舀医生当时就分在一个班里……。”

“那后来，舀医生是怎么当上医生的呢？”我的话让母亲考虑了一会儿。

“知青如果有文化，劳动锻炼得好，就可以由连队送到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等学习完回来，就任命为连队的卫生员，以后也就是医生了。”

“那你也是初中毕业，为什么没当上医生呢？”我的问话让母亲很惊奇。

“那是因为——我，我……我帮了别人，自己就没轮到。”

“是你帮了他——舀医生，是这样……吗？”我晃着母亲的胳膊，问道。

“是的。当时我们在一个班里。他秋收拾棉花慢，我帮他不少。他一天只能拾40多公斤，而我每天都拾近80公斤。领导说，劳动表现优秀的才有资格选派地区学习，所以——我帮了他。每天拾花我都紧挨着他的行子，我让他提前准备一个棉花兜，兜子搭在棉杆上，我每天都最少给他两兜棉花……，”母亲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神情似乎有些忧伤。

“那后来呢？他怎么没报答你呢？”我不解地问，脑袋像绷着一根拉紧的旋。

“后来，秋收一结束，他就被评为知青能手，第二年春天他就被送去地区卫生学校学习了。”

“那你为什么帮他？是你……喜欢他吗？”我望着母亲，她的脸庞闪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光泽。

“是的。可我——可我，没能嫁给——他。唉——”母亲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是他不喜欢你吗？”

“不是，孩子。那时如果两口子的成份都不好，人家就老指着你的鼻子骂东朝西的，况且结婚以后对孩子也不好。”

“那你怎么不等他学习完回来再结婚呢？”我不服气地说。

“那个时候的婚姻年龄，男二十，女十八，哪有那么多时间等呀，”母亲一脸的委屈。

“那他也该对你有所示意呀，这么多年……，他就什么都忘了吗？”

“他去学习前，曾对我说让我等他，但两年哪能等得住，家里早就安排好了。”

“最后你就嫁给我爸了，是不是？”我在替母亲打抱不平。

“嫁给你爸，也是命中注定的。我的奶娘去你爸的村子走亲戚，随口提起过我，后来竟成真了。”

“呵，那也真有缘分。不过，爸除了没文化，人挺好。”

“是的，当时我奶娘就直夸他，说他人勤快，忠诚老实，最后我的父母也就认了这门亲事。”

“我懂，妈。你们那一代人并不能自由恋爱。那后来舀医生娶谁为妻了？”

“他从卫生学校回来，先在连队当卫生员。过了两年，镇上办了医院，他去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他的妻子也是上海知青，是医院的一名出纳。”

“他结婚晚吗？你是19岁结的婚，妈。”

“他晚。他跟我差不多大，但到30岁以后才结婚，真不容易呀，”母亲越说越不忍心再说下去了。

“妈，别说了，女儿明白了……，”我的胸中汹涌着一股激流，但不知它能流向何方。我尽力屏住呼吸，有好大一会儿，我和母亲都沉默不语。这种沉闷的气氛平时在家里也有过，但多数是生气了或跟人赌气，那么，现在这个气又跟谁去赌呢？

父亲拾掇完菜园子时，我已在院子里洗脸和洗脚，我想早点上床休息。

“红梅，你把鸡窝门锁了吗？”爸一进院门，就问我。

“锁了，但我看见鸡窝里有鸡瘪子在跑。”

“那又该撒六六粉了，”爸说着，随身就进鸡窝看鸡瘪子。

父亲是个勤快之人，家里大小之事，从做饭、洗衣到饲养家畜，他都经常亲手去做；尤其是在做饭上，父亲的手艺胜过母亲。我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点，比如：勤奋、踏实和吃苦耐劳。但我从小最惧怕父亲的是他对我行为的强制。等我上了中学，这种反抗便逐渐暴露出来。记得小时候，我不爱睡午觉，我就在父母都睡着后，蹑手蹑脚溜出来，如果跑动时惊醒了父亲，那教训我的可就是扫帚棒的捶打了。虽然打起来不是很疼，但父亲揪住我胳膊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他把我打得皮开肉绽。再大一点，父亲老在家里来了客人之后，训导我，他总说我不懂事，不叫叔叔、阿姨。其实我小时候性格太腼腆，特别怕见生人，我对来到的客人始终怀着敬意，但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现在我已过二十岁，我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更不想什么都听父亲的了。我的逆反心理太强，其实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不必什么都在父亲面前表述。但我偏偏爱在他的话未说完时就当面顶撞他，这让他有时侯吹胡子瞪眼，大发雷庭。母亲总在这个时候出来劝架，劝到最后平分不了的时候，她就气得一跺脚走开了。

舀医生才是我心目中的“父亲”。那天晚上，我听完母亲的回忆录后，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我努力追寻着我和舀医生的几次见面，每一次我都深有感触。第一次，他的目光就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使我有了谋生的勇气和力量；第二次，从他的亲生经历中，我领悟到我受的挫折算不了什么；当再次见到他时，我真的觉得我和他可以畅所欲言了。他对我诚挚热情的表露，非常赞赏。我不知道，那封面谈后交给他的信他是否阅读？信中我坦率地说：“我喜欢你，我要认你做干父”。虽然在那个环境，认个干妈、干爹的事习以为常，但我怎么能这样面对父母呢？当然，母亲的心里可能装得下这件事，那父亲若知道了这件事，又会怎么想呢？他首先会想到他的孩子瞧不起他，然后，他黯然神伤，又去做他喜欢做的事，不声不响地消失在田间地头……。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的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他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已经很不容易，我怎么再去伤他的心呢？所以，即使我认“干爸”，我也要保守秘密。

再说舀医生读着那封信时，他正值着夜班。已到夏季零点十分，夜色渐渐沉睡，周围一片寂静。舀医生从白大褂拿出那封信时，他已经看了三遍。其实对红梅的巧遇，从第一次就让他回忆起往事，他的直觉告诉他，红梅就是他年轻恋人的女儿，虽然他没和树珍（红梅的母亲）结婚。但那时他们是多渴望有真挚的爱情呀。换句话说，如果树珍能再等几年的话，他们也就结婚了。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摆在他面前的是，他有一个近十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和他岁数差不多大的上海妻子。妻子是贤惠的，家里的一日三餐，他从来没操过心。可他对儿子的学业不满意。儿子上三年纪了，相貌平平，数学还较差。他咨询过老师，有个学心理学的老师说，他的儿子智商不够高，这与他的爱人生育太晚有点关系。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理由，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首要的条件是父母受孕时能够处于最佳心理和智力周期。

那么，窑医生爱他的妻子吗？他的妻子也爱他吗？这一点只有窑医生自己知道。那封信带在窑医生身边，他觉得多有不便，后来就让他给引火了。看完信的那天晚上，他值班室的灯亮了一夜。一大早，值班护士来叫他换班，他却在值班室的床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