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牢记 ) （ 请牢记 ) 7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周恩來的指示，钱学森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认真琢磨书面报告。 1956年2月17日，几经修改之后，他终于写出了关于（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來代表火箭、导弹和后來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同时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來参与这一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后來这些人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路先锋。

这是一份重要的意见书，是我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仅仅四天之后，周恩來就亲自审阅了这份意见书，并送给**审阅。这期间，钱学森的意见书和原子能的问題一起，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军委的会议上研究讨论。

3月14日上午，在总参谋部办公大楼的首长会议厅里，周恩來亲自主持了一次极不寻常的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将帅们人手一份。众人落座后，周恩來宣布会议的中心内容：“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題，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坐在会议桌一端的钱学森，穿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自从回国后，他就脱掉了西装，穿起了中山装。望着佩戴着金色肩章的元帅和大将们，钱学森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平静下來，他从座位上站起來，推开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仿佛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上，沉稳地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军事扩展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大科学家的远见，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希望和未來。

讲到后來，元帅们忍不住插起话來。

聂荣臻说：“学森同志，你这个意见书中说，我们发展导弹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呀？”

钱学森说：“这个优势是和其他武器比出來的。仅以航空武器为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大约是十年，形成武器，装备到部队，沒有十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关键时刻，**又一次站了出來。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來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沒有这个东西。”

接着，他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題，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

还有一次，**在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來，我告诉他在这里……”

**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來，拍着腰际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來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來、聂荣臻亲自领导制定了后來影响广泛的12年科学规划，全国各行业的六百多名顶尖科学家，集中3个月的时间，拿出了。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大项，其实主要就是原子弹的研制；“喷气技术”这一大项，主要包括飞机、导弹火箭的研制，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沒有直接开列出來。

有一个小插曲是，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來，看到中竟然沒有原子能项目，十分不满，急忙來找副院长张劲夫，气乎乎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意见！”

张劲夫问明情况后，小声对他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怎么能随便拿出來让人知道？这个事要秘密地搞，我们列的这四项紧急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明白吧？”钱三强一听，笑了，说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高高兴兴走了。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沒有洲际导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9都有一颗中国心

钱学森回国不久，在美国，又有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他们的回国之路，也很不顺利。

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业研究生院，一天，课余时间，教室外聚集了许多学生，一些路过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围观的学生们中间。中间的空地上立着一个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国男人从地上的书堆里拿起一本，撕开后丢进垃圾箱内燃烧的火焰中。学生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叫郭永怀，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他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算是钱学森的师弟。他跟冯?卡门读博士的时候，自选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題“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博士论文，冯?卡门都认为这是一个最难的课題，郭永怀居然顺利攻下來了，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也成了美国有关部门跟踪的对象，就像钱学森一样，也被禁止离开美国，并长期受到监视。为了能顺利回国，他则采取了另一种抗争的方式。为了表明回国的决心，郭永怀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本书烧完了，郭永怀又捡起一本，撕开，投入火堆。

上课铃响起，郭永怀准时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笔，只几笔便在黑板上画出一架漂亮的飞机，然后在黑板的另一侧写出一连串的公式。写完了，粉笔刚好也完了。郭永怀转过身的同时，也不看，手指轻轻一弹，粉笔头飞出去，准确地落入墙角的纸篓里。

郭永怀说：“现在开始讲课……”

一位女同学突然道：“郭教授，我能问个问題吗？”

郭永怀说：“请讲。”

女学生说：“你为什么要烧掉你的书？”

郭永怀说：“这不是课堂上该问的问題，不过我愿意回答你为了回国。”

女学生说：“书可以带走，也可以送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烧呢？”

郭永怀说：“书里面也许有美国国家机密，带走、送人都是间谍行为。”

学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怀也轻轻笑了。

女学生又问：“你为什么去中国呢？通道美国不好吗？”

郭永怀纠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国，难道不好吗？”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來。学生们也许这才理解了他们的老师，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期间，台湾方面派出的人几次“拜访”他，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条件自然无比优厚。他坚决地回绝了。

1956年春天，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

郭永怀酷爱音乐，喜欢集邮和摄影。回国时，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随身的衣物之外，从美国带回來的全部家当都在三只木箱里，里面有一千多张唱片，三本集邮册和一架照相机。后來郭永怀投入原子弹研制，夜以继日，他的业余爱好全都放弃了，无奈之下，唱片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大本珍贵的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部门，只留下了一架照相机作为纪念。

和郭永怀采取的办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却是用另一种方式踏上了回国之路。张文裕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的妻子王承书是在密执安大学读的物理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口子一心想回国，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來的书籍、资料丢掉，他们想带回祖国去，以便将來之用。但如果装箱去办托运，美国移民局会扣押不说，也许还会给他们戴上一顶间谍的帽子，为了不找麻烦，两口子就想了个办法，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儿子睡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书籍、资料、讲课笔记，按照投递标准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书出面，分别从几个邮局，将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脱检查。

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百多个包裹寄走了。这近两千磅的书籍资料，都是非常宝贵的，饱含着两位爱国科学家的赤诚之心。

他们的回国申请过了一年才有音讯，令人气愤的是，移民局说，他们两口子可以回中国，但他们的儿子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不能给一个美国公民发放到赤色中国的通行证！

张文裕王承书愤怒不已，他们表示：儿子的护照宁可不要了，也要把儿子带回中国。

在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印度使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才终于拿到回国的签证。由于回国心切，家里的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还有不少家具，來不及卖，只好送了人。

正是由于有了像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王承书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奇迹般地迎头赶了上來。后來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來自美国，他们大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才踏上回国征程的。不说他们后來的历史功绩，单是他们放弃优厚条件，甘愿回国效力这一壮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10聂荣臻挂帅

聂荣臻元帅受命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曾代表中央找聂荣臻谈过一次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聂荣臻选择了主抓科技工作。聂荣臻性格儒雅，很小的时候，他就有科技强国的夙愿。后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由聂荣臻担任主任的航委，这时候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下面连一个兵也沒有。聂荣臻主张先建研究机构，再建领导机构。他把自己在总参代理总参谋长时的得力助手、总参办公室主任安东调过來，担任航委的秘书长。安东和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范济生等人一起，担负起航委的日常工作。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对外称国防部第，答应尽快放人。

陈赓说到做到，沒多久，他把哈军工的顶梁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6人给送來了。但是，很多单位答应给的人，并沒有到位。聂荣臻派人三番，我批！”

就这样，有些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由聂荣臻写报告，周恩來亲笔批准后，硬生生调來的。

终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数十位专家和中级科技人员到了导弹研究院，同时还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56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是最早的“班底”。

为解决导弹研究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自己的“两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來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聂荣臻面对台下坐着的大约两百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不好，穷。解放初在南京当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的老百姓说來了个穷书记；后來到云南当省委书记，云南的老百姓也说，來了个穷书记。我走了以后，谢富治接替我，老百姓高兴了，说穷的走了，富的來了！”

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宋任穷说，有我这个穷部长，大家还得继续吃苦受穷呀。不过，我们吃苦受穷不是为自己，**说我们找的矿石是决定命运的，这个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所以我们吃苦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有钱钱吃亏，沒钱人吃亏，我们国家穷，穷国办大事，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股气，只要有这股气在，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不倒我们！

众人被他的话打动了，都默默地点头。

山林里一座座坟，有新有旧，坟头插着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宋任穷在几名地质队领导的陪同下，來到坟前。干部们介绍说，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被蛇咬后來不及治死掉的，有从悬崖上掉下來摔死的……还有位女同志，是被马蜂蜇死的。

宋任穷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他嘱咐地质队的领导，坟墓用石头刻上碑，写清楚名字，别时间久了分不清是谁了。又说，以后再有牺牲的同志，选个朝阳的山坡埋，尽量靠路边，以后家里人來上个坟扫个墓的，也方便。

早期的铀矿勘察、开采，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宋任穷又到了湖南郴州，碰巧地质部长李四光也在这里，一天晚上，在一顶帐篷里，李四光和宋任穷站在一幅手绘的郴州地貌图面前，李四光指点着向宋任穷介绍：“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发现同样高质量的矿石，是同一个矿脉，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储量很大的富铀矿。”

宋任穷兴奋地说：“太好了！”

李四光说：“还会有的！有几个矿苗我看不亚于这个，我这次來，就是想实地看看这里的地质情况，以便为其他矿的进一步勘探开采提供些帮助。”

宋任穷：“如此，大事可成矣，四光老，谢谢您呀！”

李四光谦逊地摇摇头，感叹道：“这么困难的情况，也只有**有这个魄力呀，敢想，就敢干，干则抱着必成之信念。”

宋任穷笑道：“**有福气呀，连一个快70岁的老头都这么拼命，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啊。”

二人走出帐篷，宋任穷把身上的大衣披在李四光身上。寒风在山谷里飘荡，看着夜色笼罩的群山中无数顶帐篷，两人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李四光感叹道：“我李四光漂泊半生，60余岁才回到祖国，寸功未立，国家却把地质部长一职为我虚位以待达两年之久。我非做官之人，避之犹恐不及，何况这把年纪，一官半职在身更是累赘之物。但我更明白，**并非缺做官之人，无非是希望我能用一技之长为国为民服务，这也正是我一生的愿望啊。只恨人生苦短，能为国拼命的日子不多了……铀矿有了，要是再找到石我李四光就死而无憾了。”

宋任穷望着李四光的侧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宋任穷晚年回忆说：“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无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題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指示：凡是二机部所需要的人，凡是提出來要的人，要无条件给二机部。但扯皮的地方很多，常常是开了会，人调不來，陈毅曾说：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施给二机部调人的任务。这样一來，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

调人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愿意來，怕吃苦，二机部有人吹嘘说，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条件好得很。宋任穷听说后，叮嘱各单位的负责人，说我们既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更不能欺骗人家來，要把困难先给人家讲清楚，我们要靠事业吸引人才。他常说，二机部许多单位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给人家讲清楚，要让人家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明知道二机部的单位苦，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的來了。

正是由于及时发现了大铀矿，在宋任穷、刘杰、钱三强等人强烈要求，以及苏联派來的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的大力协助下，中央终于下决心上铀235。此时，苏联也答应帮助建一个有几千台设备的铀浓缩厂，虽然他们提供的只能是使用过的旧设备，但无论怎样说，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刘杰后來回忆说：“终于上马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來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來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钚239，而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