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牢记 ) （ 请牢记 ) §§§1、夹缝中求生存，阎锡山说：我不亡于共，便要亡于蒋

在群山环绕的晋中盆地的北端，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太原。 首发--无弹出广告

太原，古称晋阳，简称并，是山西省省会，华北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它东傍太行山，西依吕梁山，东西两山对峙向北合拢环抱，汾河从北向南纵贯市区中心，形成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太原地势险要，资源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自春秋以来数十个朝代，一直是北方的重镇，曾作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朝“霸府”、盛唐“北京”、百川，号垄地，乳名叫万喜，人称“万喜子”。万喜子6岁时，他的母亲曲月清去世了，父亲阎书堂续娶了陈秀卿。但继母坚决不养万喜子，被扫地出门的他只好由外婆领去抚养。年幼的万喜子为此饱受了寄人篱下之苦，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小时候，他的性情就非常刚烈。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异常狂暴，有时十分驯顺，有时放荡不羁。9岁时，他的外婆和舅舅送他到一家私塾念书，老塾师给他起了一个他沿用一生的名字：锡山。16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明白了什么是“精打细算”、“唯利是图”和“投机钻营”。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幅这样的漫画：阎锡山身穿团花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手举着一架算盘，一手拿着一张委任状。这幅漫画便是对他的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在他18岁那年，他的父亲破产了，父子二人跑到太原躲债。他在柳巷“裕盛店”里当上了小伙计。一天，在太原繁华的街道上，他目睹了清廷官员的炫赫声势，羡慕不已。也许从那一刻起，他便立下了“跻身官场，光耀门庭”的勃勃雄心和志向——这原本是旧时代很多中国青年人的远大抱负。

1904年，清政府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阎锡山应试录取。他和山西武备学堂的20名学生一起赴日学习。这成为阎锡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4年之后，比阎锡山小4岁的蒋介石也来到了日本。

蒋、阎在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均出身于理财之家，性情刚烈，图抱负飘洋东渡，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们的发迹也颇为相似：在革命中壮大自己，工于心计，攀附名贵，利用权术，投机取巧。他们都成功了，一个当上国民党的总裁，中国的头号人物；一个当上了山西的土皇帝，威震一方。

但阎锡山并不满足于一个山西。1926年，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讨伐冯玉祥的战争中，他看准机会，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绥远。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曾一度控制了晋、察、冀、绥四省和平津两市。但他仍不满足于当一个“华北王”，他的最大梦想是当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对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后称帝非常崇拜；对汪精卫充当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很羡慕；对蒋介石掌握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权特别眼红。有一次，逢他过生日，众人纷纷前来为他祝寿，高兴之余，他对亲属说：“相家说我八字相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

亲属投其所好，说：“有朝一日，你和袁世凯一样，会当上皇帝的。”

然而，蒋介石具有同阎锡山一样的雄心，在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年代，有着这种雄心的人可谓多矣——但蒋介石在和各路军阀的争战中更具备高人一筹的能力。1929年秋天，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在南方，他摧垮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两广皈依蒋记中央；在北方，西北军被分化，争相求媚于蒋；张学良此时也已听从他的指挥，掀起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可谓万事如意。但在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上，蒋急于“削藩”的作法激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最具实力。于是，蒋介石决定拿阎锡山开刀。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湖南军阀唐生智率先反蒋，屯兵于河南南部。本打算拥唐反蒋的阎锡山权衡利弊后决定拥蒋反唐。蒋介石委派海陆空副总司令阎锡山为讨唐总司令，阎锡山愉快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本意在于借讨唐之机占据河南，染指中原，以便日后和蒋介石抗衡。

不久，7万晋绥军浩浩荡荡开往郑州。阎锡山心情很好，从石家庄换车时，他竟然乘上当年慈禧太后的龙车，威风而又神气。

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对阎锡山动手。他找来民国政府总参议何成浚密谋。在蒋介石眼里，何成浚是“最好不过的参谋长”。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后，这位“最好不过的参谋长”信心十足地说：“委座放心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拿不住活的，也给你搞具尸体来。”

二人商定，具体由何成浚和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执行。

阎锡山到达郑州后，何成浚和韩复榘精心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阎锡山的宴会上，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词，他“高度”评价了阎锡山的功绩。何成浚说：“阎百川先生是蒋委员长和我留东洋振武学校时的兄长，是推举蒋委员长二次北伐的功臣，此次又担当讨伐逆贼唐生智的重任，劳苦功高……诸位，让我们为阎总司令的健康，干杯!”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已经嗅出了这种热闹场面背后所暗藏的杀机。他找到一个叫张象乾的参事，面授机宜，令他常驻郑州电报电话局，检查来往电报，暗中窃听电话，以获取情报。

几天之后，守护龙车的阎锡山的警卫发现，车站周围出现了很多十分可疑的陌生人。这天晚上，张象乾慌慌张张来到阎锡山的住处——也就是停在火车站的龙车上。阎的行营办公处处长梁航标问：“有何急事?总司令正在休息。”

张象乾便把他偷听到的何成浚给韩复榘打电话，向韩复榘布置秘密处置阎锡山，以绝后患的事，告诉了梁航标。梁说：“我马上向总司令报告，你也赶快回电信局，有情况及时报告。”

阎锡山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给驻新乡的第9军军长冯鹏翥发电报，令他火速弄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箱，另带一个连的部队来郑州。然后，他身着便衣，打扮成商人的样子，脖颈上缠一条遮住半个脸的大围巾，只带几个卫兵，悄悄登上火车，呼啸而去。

蒋介石满以为他一手策划的谋杀计划万无一失，到头来还是让这个老奸巨滑的阎老西跑掉了。有趣的是，8年之后，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韩复榘却没能像阎锡山那样幸运，他被蒋介石几乎用同样的办法搞掉了。

侥幸得以逃脱的阎锡山再一次领教了蒋介石的阴险和歹毒，他咬牙切齿地说：“不打倒蒋介石，我阎锡山实难生存。”

不久，就爆发了规模宏大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想起这场大战，阎锡山一直心有余悸。中原大战的惨败，差一点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若不是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日本人的帮助，他阎锡山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积多年之经验，阎锡山认定蒋介石是一个极其狡诈、极其毒辣、极其自私、毫不手软的人。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被蒋介石铲除了。阎锡山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护着他。

1931年秋天，战败后流亡在外的阎锡山偷偷回到他的家乡河边村，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时，他的父亲阎书堂问他：“你偷偷回来，不怕蒋介石、张学良再找麻烦?”

阎锡山故作轻松地笑笑：“不怕。要怕还不回来呢。他们把咱咋不了。”

他是嘴上说不怕，心里怕得要命。蒋介石太强大了，除了**，谁人不怕他？几年来，阎锡山一边卧薪尝胆，秣马厉兵；一边倡言“经济建设”，制定了，不久就使经济十分落后的山西形成了一个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相结合的，较为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蒲铁路。为了完成他的一系列庞大的计划，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负担，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有个叫刘师亮的人为此写了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

这天早晨，阎锡山起床后，在绥署东花园散步。他站在一座精致的凉亭下，面对初升的太阳，呼吸了一阵“东来紫气”，总觉得缺乏了往日的悠闲自得，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他不免沮丧地摇摇头。

这时，他的亲信梁化之前来晋见。他问：“化之，近来中央军有什么动静?”

梁化之说：“中央军进入各地后，眼下正着手发展国民党组织，趁机削弱咱的势力，其目的就是挤走会长。”

自1935年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当选”为会长后，他的部下都称他为会长。

停了好长时间，阎锡山才悲叹道：“化之，你要记住，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其实，这个时候，令阎锡山悬心的，不仅仅是一个蒋介石。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已日益暴露，对中国的领土由蚕食而鲸吞，已经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

§§§2、**早就看好了山西，彭雪枫被秘密派往太原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并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国中之国。在许多外国人眼里，阎锡山以山西门罗主义而著称。而山西门罗主义，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势力都不得干涉山西的事务”。

山西门罗主义，此时已是空想——半年多来，可谓云飞浪卷，寇深祸亟，阎锡山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二是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着他在山西的统治；三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这三种危险摆在他的面前，怎么办?向何处去?降日还是抗日?拥蒋还是反蒋?联共还是**?……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只好徘徊在诸种矛盾中间。他很清楚，在目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会被人一脚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蒋介石和**这三种势力中间求得生存，对于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二十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张作霖那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大业，但他又绝不愿意像张作霖那样落个被炸身亡的悲惨下场。

1908年，25岁的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他已经在日本呆了4年。这是他一生之中颇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他从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国民身上，看到了这个岛国强大的未来。于是，他利用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一年时间，和队长冈村宁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学土肥原贤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阎指望这些人日后在他需要的时候能给予他某种帮助。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把逃亡的落脚点定在大连，其目的就是在大连便于和日本人来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他和老同学、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多次晤面，订了密约三条：

一、阎锡山赞助关东军占领东北全部；

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

三、日本关东军将设法保护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5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参加的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朱绶光等人。朱绶光问：“日本人对咱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阎锡山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阎锡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对他的代表说：只要阎百川不抗日，我们就会给阎以帮助。几年来，他一直信守这一“诺言”，在山西他的地盘上从来不许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生怕得罪日本人。在全国抗日风潮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他仍同意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并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其目的无非是换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婪异常。1935年以后，先是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向华北节节进逼，已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到了1936年5月，他们又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事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与日本妥协，在广大的国民面前将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不但他阎锡山自己会身败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这里，阎锡山的心紧缩起来。

他自1911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不断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少见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大风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说“人类需要的只是生存进化。”因此，他办一切事情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他时常被人称为“九尾狐狸”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局势，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决定绝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而且他还打算适当的时候，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求落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

但是，要想抗日，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同盟者。那段时间，他不断召集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以及绥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溶、绥署参议李冠祥等人开会，研究对策。他说：“对于蒋介石，咱应该明白，他是想借**之手或是自己动手消灭咱。但如果和他翻脸，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咱必遭失败。拥蒋又非咱所愿，而对付日本人又需要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虽然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联共倒是一条出路，但这样，蒋介石肯定又制约咱，使咱不能公开地和**采取大的联合行动。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采用**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进步人士为咱服务，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点上一支(抗日的)小蜡烛……”

他又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决定选择一条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样做，就是在日、蒋、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这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啊……”

很显然，他打的算盘是，这种政策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避免让蒋介石一口吃掉，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也不会向他下手，可谓“万全之策”。他把这叫做“自己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看谁能制服谁了!”

1936年7月，阎锡山选拔1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暑期健身团”，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在开幕式上大讲：“万变之中有个不变的中心……变者其子，不变者其母……存在是永远不变的，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则是随时可变的……”为他改变政策做舆论准备。

当**中央意识到阎锡山从降日到抗日，从**到联共的转化后，将此视为对山西进行统战工作的良好机遇。**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认为山西日后一定会成为红军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也许会像当年的红都瑞金一样，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摇篮……

征得阎的同意，**立即派彭雪枫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组建红军驻太原办事处，并设立了电台。彭雪枫到太原后，起初只是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来往，并通过梁化之给阎传递信息。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决定放回红军东征时俘虏的阎方团长郭登瀛。经过教育，郭登瀛对**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托郭登瀛向阎锡山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患得患失，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在这封信中，**还提到了被红军俘虏的吉县县长琚秀咸。他写道：

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据说阎锡山看了这封信，沉默不语。许久，他才对内心极为忐忑不安的郭登瀛说，你先歇着吧，让次陇(赵戴文)在省府给你找个差事干，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见毛润之……

这段时间里，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阎锡山还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来往密切。蒋介石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听任华北“特殊化”；而日军的战略企图，显然是要占据晋、绥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促使他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局!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晋军占领了济南，阎、冯联军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就在这时，战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宣布拥护“中央”，亲率大军入关，致使阎、冯大败，阎锡山和张学良为此结下了宿怨。如今，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剧变，出于需要，他们可以说差不多尽释前嫌了。

张学良身边主管情报、新闻工作的李金洲奉张学良的命令，以张学良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太原，探讨阎锡山对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戴文说：“阎主任认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并非上策。因为内战损失了国力，将来对外难以抵抗日本军队。”

李金洲接着拜访了阎锡山。后来，李金洲有如下记载：访阎时“所谈亦同”，阎并表示“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

不久，李金洲与张学良的参谋长、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戢翼翘再次来到太原。李金洲在中称：“与阎先生长谈两次，内容与前完全相同。”

大约在秋初时节，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太原。阎锡山和张学良单独极秘密地会晤了两次，所谈内容，除当事者外，别人无从知晓。估计可能是请阎锡山一同出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0多年后，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炮兵司令的周玳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我在场。内容是张学良请阎锡山在侧面支持他。张学良临走时，还是我送他到飞机场的。”

张学良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对绥署参谋长朱绶光和周玳说：“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阎在背后，一贯称张为小六子)。中原战败后，我们元气大伤，只能见机行事了。”

周玳还回忆说，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亲自来过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饭店多住了几天，周玳常去探望他，所谈也大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话题。

一个多月后，杨虎城又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学政来太原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不难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把阎锡山当作同路人和支持者来看待的。

山西的抗日风潮逐渐形成了。按照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针，他要想法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9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设大使馆办事处，在绥远设领事馆，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已无法使阎锡山保持平衡。10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相继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日本特务遍布山西，他们绘制地图，拍摄山西的防卫设施。日本关东军的特种小分队秘密策划袭击大同，在那里炸毁了一个很大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拿下绥远后将向山西进攻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

阎锡山愤怒了。他对前来采访的南京中央社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九?一八’后的东北四省和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不想叫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他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强自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他又说，“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应当在守上努力。”他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绝对打胜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却“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拼命的守土抗战……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日本不给他面子，他仍然给日本人留了一点面子——他只说“守土”，不说抗日。这里面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子：只要你不来侵占我的地盘，我就不抗战。

阎锡山在“守土抗战”的口号下，提出要把自己军队扩充到10万人，并建立一支3倍于军队的民兵组织，以及一支由1.5万名学生组成的“军官预备团”。这一决定吸引了大批华北各省及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进入军官学校参加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位来自北平的学生说：“华北的所有学生都把阎锡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烛光。”

§§§3、八路军115师率先进入山西

1937年7月，古老的中华大地赤日炎炎，来自北方的战火硝烟弥漫了整个的天空。

太原。阎锡山释放了**人王若飞。他对驻太原的**中央联络代表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阎锡山已经预料到，日军进入山西已不可避免。7月底，他提出了一个山西省战时动员方案，并成立了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省动委会由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县动委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训练、宣传、总务四组。省、县两动员委员会负动员、指导、督饬、考核和解决下级困难之责，实际工作，则全在村动员委员会——方案规定各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下设各队：(一)儿童队：以7～12岁的男童和7～14岁的女童编组，做唱歌和简单传话工作；(二)少年队：以13～17岁的男少年编组，做放哨、传话、送信、侦察敌情工作；(三)自卫队：以18～35岁的青壮年男子编组，加以军事训练，负保卫村庄，必要时配合部队打击日军之责；(四)壮丁队：以35～50岁的男子编组，负运送军用品、挖战壕、抬伤兵之责；(五)救护队：以5l～65岁的男子编组，负看护伤兵、救护逃难老弱、劝募慰劳及救济款物之责；(六)缝洗队：以15～60岁的妇女编组，负制做军鞋、缝洗军衣之责；(七)老年祈祷队：以61岁以上女子和66岁以上男子编组，专做祈祷战事胜利并负照料各家幼儿之责。

这个方案很快下达到各县、村。但正像整个抗战期间一样，政府发动群众仅限于口头上，并未做多少实际工作，而**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当作大事来抓，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成为**人发展、壮大自己的一条根本捷径。

8月上旬，蒋介石电邀各地军政大员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独霸一方的阎锡山自然在被邀之列。当时他正在生病，且日军已开始进攻平绥线上的重要关隘南口，山西局势已出现了动荡，但他还是“决计飞京”，并即兴赋诗一首：病体未痊赴国难，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此行他有自己的实际目的：找蒋介石解决财政和人事问题。

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会宣布了编制序列，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所有部队。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当时驻在绥远的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名义上亦受第二战区指挥。如果红军开往山西，肯定也要受阎锡山的节制。自从和蒋介石打交道以来，阎锡山还没有这么高兴过。

回到太原，一下飞机，他就喜形于色地对前来迎接他的众部下说：“看来，抗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不打老百姓不答应，**不答应。”

不久，他被南京告知，八路军将开赴山西境内作战。又过了几天，南京来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他早年的参谋长、现被派往南京任常驻军事代表的台寿民说“**红军开到山西来，够你对付的。”

“咋的啦?他朱德、彭德怀敢不听我阎司令长官的指挥?”他笑着反问。

8月22日，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

9月3日傍晚，冒着仍下个不停的秋雨，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前往潼关。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他们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这一行人中，也许数徐向前感慨良深。自从1924年考上黄埔军校离开家乡五台县永安村后，1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霎时攫住了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母亲赵金銮已于年前过世，他和前妻朱香蝉所生的女儿松枝也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10余年的时间不算长，恰恰就是这10余年的时间，当初那个穿灰布长衫、不爱说话、在阎锡山家乡河边村川至中学当教师的徐象谦，摇身一变，成为名震八方的**杰出将领徐向前……

梁化之奉阎锡山之命，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此前，梁化之从未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但这些“**的大头目”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梁化之不由得多看了他们几眼，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谦恭和拘谨。

周恩来等人上了车，这种窄轨车的车箱确实小，人坐在上面便觉出狭促。彭德怀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

周恩来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呀，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

大家都笑了。

小火车在晋南大地上行驶，透过不大的车窗玻璃，他们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在窗外广袤的土地上掠过。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片美好的土地就会成为中日两军刀兵相见的战场。八路军已经挥师北进，但对于他们，毕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什么呢?……

周恩来的思绪也许更遥远一些。本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他打算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到西安后，连续接到**两封急电：“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于是，他便中途折往山西。

此时的山西，在**等**人眼里，更为重要了。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两路日军中，其主力使用于前一方面，也就是晋北方面。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要的意义。日军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中**队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进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日军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日军由平汉路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毫无疑问，山西早已成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更重要的是，八路军主力正集中在山西境内。山西是八路军从陕北开往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依托着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可以使日军的重武器——坦克、大炮、飞机难以充分发挥性能，极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它的长处，进行山地游击战，消灭日军，壮大自己……

周恩来收回目光，问坐在他身边的聂荣臻：“荣臻同志，115师到了什么地方?”

聂荣臻想了想，说：“估计先头部队已到达侯马。”

车到侯马车站，聂荣臻下车，率第115师先头部队继续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