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书评区的时候，发现有人对于第037章有疑问，说萧睿拉皮条，现在我就将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发在“作品相关”里，有兴趣的可以进来看一下。

这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资料和唐初的僧侣制度，我做了一些调查，我所验证的资料都是真实的。所以，对于作者所持的态度，我是持赞成制度的。

欧阳修，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文学家更多于一个史学家。在他所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在我看来不是很严谨。

《旧唐书》有人称为“半朝国史”，原因就是至少在德宗以前的史料，全部来源于唐人自己史官所记录的，非常真实。

也许有人认为《旧唐书》会隐藏这段史实。我的观点是连武则天先是太宗才人而后是高宗皇后，杨玉环先是寿王妃而后是玄宗贵妃的事情都不会隐藏，史官又怎么会隐藏一个被定性为谋反的人的事情呢？

题目我做了一个改动，原题目是《辩机死因初探》。

##########################################

摘要：《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两史书都记载：辩机因与高阳公主有染被发现，而被太宗处死。对于此事件的记载，两史书都存在很大问题，特别突出表现在，史料来源不详、撰者主观臆断倾向明显等。记载本身也存在诸多违背逻辑的地方。诸多情况都表明，此记载，不合事实的可能性非常大。本文试图从两大方面考证此记载的真实性：一、辩机与高阳公主可能活动的地点和时间，特别针对事件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进行了逐一考证；二、考证其它相关资料，主要是佛教和社会两方面的资料，从侧面推论和印证两史书有关该事件记载的谬误。

关键词：辩机、高阳公主、死、事件

一、引言

辩机的一生是一个谜，但因是《大唐西域记》的撰人，而世人皆知。虽然史料没有怎么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记载，但因其影响较大，生平事迹还是为不少人注意，特别是他的死因。近代以来，就出现了不少以辩机为主题的文章。以史学大家陈垣先生为先河，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的《＜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1]，认同其是因与高阳公主有染而被斩。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论述了与他相关的问题。后来的小说家，多数以此为创作蓝本，而成为以辩机为主人公的佛教文学性小说，不尽泛泛。在这个潮流中，有一位出家人参加了，就是台湾的幻灯法师，他以陈垣先生的文章为批驳对象，著《&lt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gt读后述感》[2]，力图做一个与陈先生不一样的结论，但因证据和推理不足，仍未完全推翻史书所载。还有小说家尚爱兰，其《中国公主》，也提出了与陈先生不一样的观点，但因为是小说，缺乏充分的史学推理和证据，说服性不强。所以，一直以来，辩机之死缘由，被广为流传的只有一个：与高阳公主的暧昧关系。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虽然这个结论一直以来为大家所接受，但也未必是正确的答案。所以本文针对这一记载，进行考证。

二、史料记载

首先，我们看看，史料对辩机之死的记载，熟悉一下此文所要议论的主题。关于辩机之死的记载始见于《新唐书》卷八十三，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3]

这是撰者记录合浦公主（即高阳公主）的时候顺便提了提辩机，将其死因描绘得惟妙惟肖，犹如亲见；另外此故事描述得似乎也合情理，至少直接看不出有哪不对。也正因为如此，大众对此记载几乎无怀疑之心。并且在本书的卷九十六，又再次提到此事：（房玄龄）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尚高阳公主，为右卫将军。公主，帝所爱，故礼与他婿绝。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4]

这很像是承前的叙述，所以叙述比较简略，但情节仍然很完整。这是本书第二次叙述，也是正史中的第二次。其后就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的记载。

癸巳，濮王泰薨于均州。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使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馈饷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5]

虽然和《新唐书》描绘雷同，但无疑是增加了记载的可信度。这三个记载，都无一不是告诉我们：辩机与高阳公主私通，因宝枕被窃而事泄，致使太宗怒而斩之。这事看起来是铁板钉钉了，八九不离十。除了上面的资料，没有另外的正史有记载。另外记录唐朝的野史，即唐宋的笔记体小说等，也未见有记载。为了事实真相，也为了不让主人公受不白之冤，需要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论证。本文论证主题，就是辩机之死是不是正如上面所说，因为与高阳公主私通。

已整理了此事件的相关记载，如果记载属实的话，可以从中推论出三条信息：（1）辩机与高阳公主相识时间在公主出嫁之后；（2）辩机有公主所赐一宝枕，并且宝枕被偷，被偷时间约是贞观二十二年；（3）辩机被斩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到二十三年五月，即在房玄龄死后，太宗崩前。

这三条信息资料，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本文就不作阐述。再者陈垣先生[6]和幻灯法师[7]对这三条信息也都大略阐述过。

[1]黄夏年编《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7页～62页。

[2]幻灯《沧海文集》中册，台湾正闻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第143页～175页。

[3]《新唐书》卷第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9页。

[4]《新唐书》卷九十六《列传第二十一?房玄龄》，［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854页。

[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标点，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6月，第6279页。

[6]见黄夏年编《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页～62页。

[7]见幻灯《沧海文集》中册，台湾正闻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第143页～175页。

三、两史书之不足

上面已经将史书对此事的记载做了一个详细的收录，现在就从这两部史书的问题进行探讨，以确定史书对此事件记载的一些问题。

（一）《新唐书》

《新唐书》虽然标明是欧阳修和宋祁主编，但实际上，主要是欧阳修总其成[1]。也就是说，《新唐书》最终定版是在欧阳修手中。既然是这样，《新唐书》的记载，那自然就会夹杂欧阳修的意思，或说主观意见。又因为，欧阳修号称宋代的韩愈[2]，那么他的思想里必然有反对佛教，独尊儒家的一面，而且应该会很强烈。所以，在编写《新唐书》时，如果能找到不利于佛教的资料，必收之，甚至不加辨析。从《新唐书》没有收玄奘法师等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和贡献的佛教出家人的传记，就可以看出。主修列传的宋祁与欧阳修同样也是尊孔排佛的，所以对佛教有负面的资料，应该也会不假思索的收录于史书。研究唐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此事。

虽然《新唐书》收集资料比较齐全，但是有关唐初的资料，还是比较匮乏；又《新唐书》颁出不久就引起不满，其中吴缜就写了《新唐书纠谬》，找出很多错误，并且说修撰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而且还说《新唐书》增出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还说“唐人小说类多虚诞”[3]。可见《新唐书》不足之处很多，而且作者还根据自己的意愿增删史料。

由此可以看出《新唐书》作为史料，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在个别问题上还非常严重。既然主修者有遵从自己意愿的问题，同时主修者又是反对佛教的，那么《新唐书》在记载辩机的事件上，多半会有与事实不相合的地方。

（二）《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主要是遵循已有正史，而编排其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唐史这一方面，主要遵循新旧《唐书》，这应该没有疑问。主修者司马光跟欧阳修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尊孔排佛的人[4]，所以其其思想与欧阳修他们应该差不多。因为《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一样，没有记载玄奘法师的事迹。宋祁撰述《新唐书》列传时，差不多也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时候，所以其史料来源应该跟《新唐书》差不多[5]。再说，两史书记载的确雷同，这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是这样，那么《资治通鉴》在记载辩机的事件上，也难免会有与事实出入的地方。

[1]见《新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2月，第1～2页。

[2]见《新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2月，第2页。

[3]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1页。

[4]见幻灯法师《&lt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gt读后述感》，《沧海文集》中册，台湾正闻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版，第153页。

[5]同上。

四、两人相识时间

（一）两人认识时间初步探讨

高阳公主从小生活在宫中，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要说认识法师，肯定得出嫁以后。上面记载的资料也承认此种说法，特别是《新唐书》还特地记载了“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陈垣先生也认同此点，其在《＜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中云：

辩机与公主来往，系在公主已嫁房遗爱之后，则必须先考证公主出嫁之年。[1]

公主的出嫁年龄和时间，翻遍所有的史书，即使是野史，都无法找到直接的记载。但是大致的时间还是可以推寻的。《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载：

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至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2]

由此可以知道，要找到高阳公主出嫁的大致时间，关键点在“居端揆十五年”。这一段文字，在《新唐书》也有相同记载，只是把“端揆”改为“宰相”[3]。《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跟《旧唐书》记载同，只是把此事发生的时间定为贞观十三年[4]。《贞观政要》所载时间同《通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房玄龄参知政事开始算，还是从其开始当尚书左仆射算。《通鉴》与《政要》很明显是以房玄龄参知政事开始算的。这个究竟准确与否，首先得把“端揆”的意思弄明白。

揆，根据字典的解释，从晋开始，就是宰相之意，唐朝应该也是承袭此用法。那么“端揆”就应该是宰相之首的意思。唐太宗在任命房玄龄、杜如悔为相时，是这样说的：

三年二月，诏曰：“尚书政本，端揆任隆，自非经国大才，莫或斯举。中书令兼太子詹事、邢国公房玄龄，器宇……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悔……玄龄可尚书左卜射……[5]

这篇诏文中，用的是“端揆”二字。通过与《唐大诏令集》等资料对照，都用的是此词，可见无误。又《新唐书·百官一》说：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政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6]

可见唐朝初年的宰相不少，至少有好几个，不止左右仆射两个。而且左右仆射应该是众宰相之首，因与尚书令的地位大致相同。而且从其品位也可以看出，尚书令是正二品，左右仆射是从二品，其它职位都是从二品以下了[7]。在诏书里也是说“尚书政本，端揆任隆”。还有房玄龄自称居端揆已经有十五年了，这个端揆应该是同一个职务，在他一生中，只有当左仆射的时间最长，超过十年，在其它职位都不超过十年。也就是说，房玄龄居端揆十五年应以其任左仆射开始算。又《旧唐书》卷二云：

（贞观三年）二月戊寅，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卜射。[8]

由此可知，房玄龄当左卜射始于贞观三年（629），十五年就是贞观十七年，即西元643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将其定为贞观十六年（642）[9]。因为此年七月戊午，房玄龄进司空，可见其尊贵，他也可能因此而感觉太受恩宠，深感不安，所以频表辞位。在册封其为司空的诏书中，也有“宜加宠命”一语[10]，可见房玄龄深受宠恩，因此而如履薄冰。还有就是古人对时间、数字、年龄等，好用概数，所以，“居端揆十五年”当是贞观十六年（642），而且还是七月左右。也就是说，高阳公主出嫁时间贞观十六（642）七月左右之前，而且相差时间应该不会出两年之外。

所以，两人认识的时间最早也差不多就是这一两年。

[1]见黄夏年编《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页。

[2]《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1页。

[3]《新唐书》卷九十六，［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854页。

[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6143页。

[5]《册府元龟》卷七十二（第一册），［北宋］王钦若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6月，第822页。

[6]《新唐书》卷四十六，［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182页

[7]《旧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职官二》，［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816页。

[8]《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36页。

[9]白寿彝总编，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05页。

[10]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67页。

（二）两人年龄差距及相识时间

1．公主出生和出嫁时间

根据《新唐书》卷八十三可知，高阳公主是太宗十七女，排在襄城公主、汝南公主、南平公主、遂安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比景（巴陵）公主、普安公主、东阳公主、临川公主、清河公主、兰陵公主、晋安公主、安康公主、新兴公主、城阳公主等十六位公主之后，排在金山公主、晋阳公主、常山公主、新城公主等四位之前[45][1]。要弄清楚公主的准确出生年，就必须得把公主是唐太宗几女，考证得更为可靠一点。

贞观十五年，有封临川郡公主的诏书，诏书中说“门下：第十二女幼挺幽闲，……可封临川郡公主”[46][2]。可见在这里临川公主是太宗十二女，与《新唐书》的第十女有出入。又其墓志铭说，临川公主是高宗第十一个姐姐，也就是太宗第十一个女儿；韦贵妃生，永淳元年五月廿一日薨，春秋五十九。[47][3]永淳元年是682年，由此可以得知，公主621年生，即武德四年生。因为墓志是在永淳元年乃至之后所写，所以其一般会以没有早薨的公主来排序。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不用多做讨论。由此可以确定临川公主是太宗十二女。

汝南公主在《新唐书》里所载是太宗第二个女儿，但根据《全唐文》所载，实是太宗第三个女儿[48][4]。这是录自汝南公主的墓志，其可信度应该是很大的。并根据其墓志铭，可以定其在贞观十年薨。属于早薨，所以此记载应该没有错误。

又兰陵公主碑说：兰陵公主是太宗十九女，贞观十年始封兰陵郡公主，显庆三年薨，春秋卅二[49][5]。这与《新唐书》又有出入，而且相差还特别大。《新唐书》说是第十二女，这里是第十九女。显庆三年是658年，那么兰陵公主于626年生，即武德九年生。

根据以上三位公主在相关墓志铭里的记载来看，《新唐书》对太宗女儿的收录不是很完整，漏掉了不少。汝南公主是太宗第三女，也就是说在襄城公主之后，还有一女。又清河公主是贞观二年封为清河郡公主[50][6]。而兰陵公主，贞观十年才受封。由此可知，清河公主后，兰陵公主前，约还有五位公主被漏掉未被收录，可能都是早薨，所以史料没有记载。

为此，现在需要重新编排一下太宗诸女的顺序。

1，襄城公主；2，缺名；3，汝南公主；4，南平公主；5，遂安公主；6，长乐公主；7，豫章公主；8，比景公主（巴陵公主）；9，普安公主；10，东阳公主；11，缺名；12，临川公主；13，清河公主；14～18，缺名；19，兰陵公主；20，晋安公主；21，安康公主；22，新兴公主；23，城阳公主；24，合浦公主（高阳公主）；25，金山公主；26，晋阳公主；27，常山公主；28，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51][7]）。说明一下:6～11不能确定其顺序，13～18也不能确定其顺序；6之前根据墓志铭和《新唐书》可以确定，19是据其墓志铭，19之后沿用《新唐书》的排序。

由此可以得知，高阳公主实是太宗二十四女，排在城阳公主之后，金山公主之前。要考证清楚高阳公主的出生和出嫁时间，就得先把这两位公主的出生时间弄明白。关于城阳公主的资料有一些，虽不详细，但还可考证；但是金山公主的资料几乎没有，所以只有通过城阳公主的资料来推高阳公主的出生和出嫁时间。《宋高僧传》卷二十四《法朗传》云：

释法朗，姑苏人也。……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沉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降杜如悔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绵困有告言。[52][8]

城阳公主既然是唐高宗李治的同母妹妹，那么要知道公主的出生时间，就得知道高宗出生时间。高宗出生的时间比较详细，可以精确到天。《旧唐书》卷二载：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53][9]

《新唐书》卷二也有相同记载[54][10]，当知此时间应该没有错误。高宗的生身母亲是长孙皇后，皇后在这两年内应该没有生其他孩子。既然李治是贞观二年六月生，根据女子怀胎十月的常情，和古代妇女坐月子（做月子一般是四十天）的习惯，可以断定，城阳公主在贞观三年六月或以后生。又因城阳公主下嫁杜荷之后，杜荷因参与太子承乾谋反之事被诛[55][11]。太子承乾是贞观十七年四月被废为庶人的[56][12]，即杜荷被诛之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四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城阳公主已经下嫁杜荷了。要比较准确的知道，城阳公主是什么时候生的，就得知道她出嫁的大致时间和年龄。出嫁的大致时间，已经知道了，就是贞观十七年四月以前。就只剩大致的出嫁年龄了，在李志生先生的《唐人婚龄探析》中提到：唐人实际结婚的年龄，女子一般是在13岁到19岁[57][13]。城阳公主应该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出嫁的，即城阳公主出嫁年龄大致是13岁到14岁。也就是说城阳公主出生应该在贞观三年六月到贞观四年四月之间，即629年六月到630年四月，城阳公主出生。出嫁时间则是贞观十六年或十七年。

因为高阳公主排在城阳公主之后，所以高阳公主的出生时间可能是贞观三年或四年。由于金山公主早薨[58][14]，其资料甚少，很难断定其生年，所以暂将高阳公主的出生时间定为贞观三年（629）或四年（630）。

根据上面所推论出来的，高阳公主的出嫁时间约在贞观十五年、十六年，以及上面提到的，李志生先生分析出来的唐人婚龄可知，高阳公主的出生时间当是贞观三年，即629年六月或以后出生；其出嫁年则是贞观十六年，即西元642年，而且是七月以前；出嫁年龄是十三岁，属于公主中非常早结婚的。由此可以得知：辩机与高阳公主认识的时间最早为贞观十六年，即西元642年。

[59][1]《新唐书》卷第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5～3649页。

[60][2]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页。

[61][3]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5月，第66页。

[62][4]《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四，［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63][5]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一百五十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759页。

[64][6]见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二，文在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七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6686～6687页。

[65][7]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26～127页。

[66][8]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下），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613页。

[67][9]《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34页。

[68][10]《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29页。

[69][11]《新唐书》卷第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7页。

[70][12]《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39页。

[71][13]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844页。

[72][14]《新唐书》卷第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8页。

2、辩机出生时间

有关辩机的生平事迹等，几乎没有任何比较成文的记载，要知道其出生时间，只能从那些零散的资料寻找。首先看看他的自我陈述：

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63][1]。

辩机说自己少怀“高蹈之节”，可见其少年时期还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人，而且其出生背景应该不会太差。又自说“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可知辩机是十五岁的时候正式剃度出家的（年方志学就是十五岁的意思），而且还是在大总持寺出家的，其剃度恩师为当时著名僧人──道岳法师[63][2]。由此可知，要知道辩机的出生时间，就必须得知道他剃度的时间。由于辩机的剃度时间比较难推，所以先找受戒时间。

《唐京师普光寺释道岳传十》云：

（贞观）八年秋。皇太子诏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之辩也。左庶子杜正伦曰。大总持寺沙门道岳法师也。……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虚襟。岳动容辞曰。……今蒙知寺任诚所不安。愿垂含恕。敢违恩旨。屡辞不允，遂住普光。[63][3]

道岳法师既然在贞观八年秋或以后，从大总持寺移住普光寺，由此可以断定，辩机出家剃度的时间定在此之前。又因为佛教戒律有规定：出家人还为沙弥时，须随剃度恩师而移住寺院。如果道岳法师移住普光寺时，辩机还是沙弥的话，就得随师父一道移住普光寺。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料说明有此事。后来辩机到玄奘法师译场的时候，被称为会昌寺辩机[63][4]；也有称大总持寺辩机的，如《瑜伽师地论后序》[63][5]。就是没有称普光寺辩机的。因此，可以肯定，辩机最晚在道岳法师移住普光寺的时候就受戒成为比丘。

要比较准确的知道辩机受具足戒的时间，就必须找一些旁证和进行一些必要的推理。出家人受戒是佛教的大事，既然当时朝廷对剃度管理得很严[63][6]，那么对受戒一事也一定会管理得很严。也就是说，佛教受戒者的名单，官方肯定持有。既然官方持有受戒者的名单，要是传戒的寺院根据佛教的规矩[63][7]，申请留下一些戒子（新受戒的出家人），是肯定可以的。那么这些留下的戒子的僧籍就自然改为忏悔堂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会昌寺受戒，僧籍就改为会昌寺了。辩机后来去玄奘法师弘福寺译场的时候，是叫会昌寺辩机，那么辩机的僧籍所在地，当时肯定是会昌寺。辩机剃度在大总持寺，自然最开始僧籍在大总持寺，只是后来改为会昌寺。根据当时朝廷对佛教甚严的管理，可以明确的知道：法师的僧籍变化是合法的，也是明晰的。所以法师受戒的寺院应该是会昌寺，因受戒而合法的进住会昌寺。况且会昌寺也是具有传戒条件的寺院。《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德美传》云：武德初年，会昌寺建成；德美法师就进住，并在会昌寺西院建造了忏悔堂[63][8]。忏悔堂就是戒堂，专门用来授（受）比丘戒的地方。

根据辩机在《记赞》里的陈述，说恩师道岳法师是匠才[63][9]，可见其对师父的敬仰。道岳法师也的确是一位非常好的师父，不仅对经典有很深的研究，对戒律同样也非常有研究，而且还持守得非常好，声名远播[63][10]。既然道岳法师有能力教授自己徒弟戒律，辩机又那么推崇、敬仰自己的师父，那么在没有外力影响下，辩机受了戒之后，肯定会回出家的寺院，继续跟师父学习。所以，如果辩机不是在道岳法师进住普光寺左右受戒的话，那他就一定会跟随自己的恩师到普光寺常住。但事实却没有。如果有，那后来就自然有普光寺辩机的说法，但是没有。因此，可以断定，辩机受戒时间与道岳法师进住普光寺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辩机受戒时间是贞观八年（634），受戒寺院则是会昌寺。

又因为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年龄必须得年满二十岁，《十诵律》卷十六就有明确规定：

若不满二十受具足戒者，不名得具戒。[63][11]

其它律典也有同样的规定，所以辩机受戒的年龄当是二十岁或以后。

虽然大概知道了辩机受戒时间，但是他的出生时间仍然无法知道。还得继续求证。接下来就继续上面的逻辑推理，回到探求辩机剃度的时间上。

至于剃度，就得先把辩机所在的年代──贞观年间的剃度规则弄清楚，以确定出家的具体时间。

关于贞观年间剃度规则的问题，周叔迦先生在其《中国佛教史》中讲：

贞观三年（629）大括义宁私度（隋恭帝时代私自出家的），不出者斩。……同年又因大旱，明净祈雨有验，敕总度三千人以酬其德（《续高僧传》卷二四）。贞观九年（635）又以丧乱之后僧徒减少，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度人为僧，总数三千为记，但是须经官人简练。其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巫左道求财，或诣官曹而贿赠，或切肤焚指以惊俗众都要受刑（《全唐文》）。[63][12]

可见，贞观年间，朝廷对佛教剃度一事管得甚严，绝对禁止私度，也禁止官员不认真对欲出家者进行简练。汤用彤先生对此也做过研究，其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

太宗虽未行武德毁法－之诏，但贞观初年，叠有检校。《续高僧传?明导传》谓，贞观初导行达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导以德声久被，遂应斯举。又《智实传》谓，贞观元年遣治书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法冲传》谓，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僧避难，资给高穷云云。又《法向传》谓，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随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观此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严峻也。[63][13]

由此可以肯定，贞观初年，朝廷对佛教剃度一事是非常重视的，是绝对禁止私度的。辩机出家的寺院是大总持寺，在长安城，其肯定是遵守了这一朝廷命令。所以，辩机是不可能是私度的出家人，肯定是经过官员简练过的。又谢重光《晋唐寺院与寺院经济研究》中第十章《唐代佛教政策简论》叙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证明这个推断。

②即位之初，又屡次检校佛法、简括僧徒，清肃非滥。对于私度之僧，处以极刑。③其间虽曾诏令度僧于天下，但诏书中却强调“总数以三千为限”，所度之人“务须精诚德业”，“若官人简练不精，宜录附殿失”。还强调僧尼必须遵守太宗命所司制订的寺院“条制”，“务使法门精整”。④他在平时与臣下谈论治国方略时，尖锐批评梁武帝父子佞佛祸国亡身，引以为诫。[63][14]

既然辩机不是私度，是经过官方许可了的，属于合法的剃度出家。那么剃度时间应该是贞观三年（629）。如果出家的时间是武德年间，那就只有再行考证，不过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这种可能性。再说辩机受戒时间是贞观八年（634），离贞观三年（629），有五年时间。又辩机是十五岁出家，如果把其出家时间定为贞观三年，就刚好是二十岁受戒。这样算起来很合佛教规定，与他同时代的出家人，又跟他出家年龄差不多的，好像也都是二十岁的时候受戒，如道宣律师[63][15]和玄奘法师[63][16]。所以，辩机剃度的时间是贞观三年（629），二十岁受具足戒。

所以，辩机于隋大业十年（614）生，贞观三年（629）出家，贞观八年（634）受具。出家年龄为十五，受戒年龄为二十。

3、两人年龄差距及相识的时间

从上面已经知道，辩机是隋大业十年（614）生，高阳公主却是贞观三年（629）生，刚好是辩机出家那年，两人的年龄相差大约是十五岁。两人相识的时间最早应该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即法师28岁，公主13岁时，两人才开始认识。所以，从两人认识到辩机法师进入玄奘法师译场最多有四年左右的时间。

[63][1]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二《记赞》，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049页。

[63][2]见《续高僧传》卷十三《道岳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527页上到528页下。

[63][3]见《续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五十册，第527页下到528页中。

[63][4]见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31页。

[63][5]见许敬宗撰《瑜伽师地论后序》，《瑜伽师地论》卷一，《大正藏》第三十册，第881页下到882页上。

[63][6]见谢重光《晋唐寺院与寺院经济研究》，《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46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编，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1年版，第250页。

[63][7]佛教戒律中有一个规定，出家人在受了具足戒之后，需要学戒一段时间，地点可以在忏悔堂；也可以由剃度恩师安排。在唐朝初年，应该是要么回出家寺院，要么就在忏悔堂学戒。相信在唐朝初年，佛教在这一方面是严格执行的，否则怎会有唐朝佛教的兴盛。再者说唐朝廷对佛教管理得非常严，这又在京城长安，不按规矩改变僧籍的可能性都没有。

[63][8]见《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大正藏》第五十册，第696页下到697页下。

[63][9]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049页。

[63][10]见《续高僧传》卷十三《道岳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527页上～528页中。

[63][11]见《十诵律》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111页中。

[63][12]周叔迦《中国佛教史》，《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66页。

[63][1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页。

[63][14]见谢重光《晋唐寺院与寺院经济研究》，《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46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编，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1年版，第250页。

[63][15]见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卷十四《道宣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327～33页。

[63][16]见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8页。

五、两人相识和见面地点

对辩机与高阳公主公主的出生时间、认识的时间和年龄差距进行了探讨，接下来需要对他们认识的地方和活动地点进行探讨。

（一）辩机活动地点

上面已经说到，辩机与公主认识的时间最早在贞观十六年（642）。又因为贞观十九年六月戊戌，法师进入玄奘法师在弘福寺的译场[73][1]。进了译场之后，辩机的活动范围就基本上在弘福寺了。所以只须探讨贞观十六年到十九年六月约四年时间，辩机的活动地点与范围。因为他被征选为玄奘法师译场时，叫会昌寺辩机，那么根据佛教的规矩，以及当时朝廷对寺院生活的规定，还有对出家人的管理来看[74][2]，辩机在这期间，应该住在会昌寺，至少是与会昌寺的僧众一起生活的。对于唐朝对寺院和僧人的生活管理，郑显文先生有过研究，其《唐代律令制研究》中说：

早在高祖武德时期，就明确下令，如僧尼无事，须安居寺院，诵读经文，不许随意离开寺院。到唐太宗贞观时期，规定僧尼外出，需有公验为凭，否则不予放行。[75][3]

同时又说：

为了防止世俗百姓私度出家和寺院隐匿农业人口，唐代僧人也和世俗百姓一样，有固定的户籍。……“每三岁，州县为籍”的僧尼户籍管理制度。[76][4]

由此可以确定，上面的推断无误。也由此可以推出，辩机与公主相识的地方，是会昌寺或是其它寺院，至少是比较明朗的地方，而且他们相识的事情，当时的长安百姓应该几乎都知道。

（二）公主活动地点

既然两人相识时间在公主出嫁之后，那么我们就只需探讨公主出嫁以后的活动地点。公主是贞观十六年（642）出嫁的，所以只需知道这以后，公主的活动地点。公主出嫁之后，一般有自己的府第，高阳公主的府第应该是在夫家的宅基上。蒙曼在其《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中讲到：太宗公主在长安住宅可考的有三位，共三座宅第，另外还有一位公主的亭子，这四位公主的宅第或亭子都是在原夫家的宅基上建的；而且位置大多位于长安城西的中北部与城南的中部，靠近作为政治中心的太极宫与皇城[77][5]。所以高阳公主住所肯定也是在房府，只是可能有一个专门的府第。由此可以得出，公主出嫁以后，第一个可能的活动的地点，是房府和皇宫及其他皇族家；第二个可能的地方是长安的街市和其它可供玩耍之地，而且不会是太糟糕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太宗对其喜欢[78][6]这一点看出；第三个可能的地方就是寺院和道观。既然公主能嫁进房府，就表示其还是一个不错的公主，因为房玄龄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79][7]，同时太宗也喜欢公主，也喜爱房玄龄。太宗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80][8]嫁给自己所喜爱的大臣的儿子，这本身就表示高阳公主是一个不错的公主。所以公主活动的大多数地方还是明眼之地，跟辩机认识的地方也应该是这些明眼之地。

[81][1]见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31页。

[82][2]见谢重光《晋唐寺院与寺院经济研究》，《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46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编，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1年版，第250页。

[83][3]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3页。

[84][4]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1页。

[85][5]见《唐研究》第九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216～217页。

[86][6]见《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6页。

[87][7]《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1～2466页。

[88][8]《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6页。

（三）两人相识和见面地点

因为辩机与公主相识的地点没有任何资料可考，不过最有可能见面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房府，一个是寺院。当然不排除在街上相识，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房玄龄家有家僧，却不是住在房府，而是住在寺院。有资料为证。《大唐内典录》卷五云：

右四部一十余卷，京师纪国寺沙门释慧净所撰。……左仆射房玄龄，引为家僧。春宫以下资其礼仪，多游内禁对论李宗列辟解颐，皇储钦敬。下令征延为普光寺主，仍知纪国寺上座。[78][1]

慧净法师在被选为普光寺寺主前，是房玄龄的家僧，同时又是纪国寺的上座。可见慧净法师的僧籍是纪国寺。又《慧净传》云：

且普光纪国俱是道场，旧住新居有何差别。[78][2]

这是慧净法师拒绝担任普光寺寺主时候的话语。由此可知，法师在任普光寺寺主前，居住在纪国寺，除参加译经等朝廷安排的大事活动以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纪国寺居住。从唐朝初年对寺院和僧人的管理，不难看出这点。通过对慧净法师的居住地探讨，可以推断，辩机的居住地也是跟僧籍一致的。即除了在大总持寺常住以外，在会昌寺也住过，去玄奘法师弘福寺译场之前。而且两人认识这段时间，法师是住在会昌寺，去玄奘法师译场之前。

既然慧净法师给房玄龄当过家僧，而且两人还求为法友，义结俗兄[78][3]，那么房家跟佛教出家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而且房家也是信佛的，否则不会有“求为法友”的举动。所以辩机与高阳公主认识的地方极有可能是房府和寺院。会昌寺在长安城内的金城坊，在城西北[78][4]。房府在长安城内的务本坊，在城中轴线旁边[78][5]。金城坊和务本坊从图（见图1：唐西京长安城图）上看，两者距离不是太远，约相当于务本坊到太极宫玄武门的距离。所以房家的人常到会昌寺，应该是可能的，又，唐初朝廷对僧人的管理极严[78][6]，所以辩机经常出寺院的可能性不大。高阳公主经常出房府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大。所以辩机与公主认识的地方极有可能是会昌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辩机与高阳公主相识的地点是会昌寺，或是其它明眼的地方；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会昌寺。并且还可以断定，两人认识后，见面的地方主要以会昌寺或是其它明眼的地方为主，比如说，房府，其它寺院等等。

通过以上的探讨，已经能看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记载的“辩机法师之死”一事欠妥。陈垣先生推断的“辩机与高阳公主来往之年有八九年之可能”[78][7]亦有失实之处。

[78][1]见《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281页下。

[78][2]见《续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44页下。

[78][3]见《续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41页下～446页中。

[78][4]见幻灯法师《&lt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gt读后述感》，《沧海文集》中册，台湾正闻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六月，第163页。

[78][5]《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清）徐松撰，李建超增订，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第55页。

[78][6]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3页。

[78][7]见黄夏年编《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页

六、记载缺乏逻辑

上面已经说到，两史书在这件事上所依据的资料基本同源，而且叙述记载雷同。所以在记载本身方面，只需探讨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因为《新唐书》记载靠前，而且比较详细，所以就以《新唐书》的记载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关于辩机之死一事，我们知道《新唐书》有两处记载：一是第八十三卷《列传第八?诸帝公主》[78][1]，二是第九十六卷《列传第二十一?房玄龄》[78][2]。两处在辩机之死的记载上差不多，相比较而言，前者较详细。所以，本文主要对前者进行探讨。

在上面章节中已经说到，辩机与高阳公主认识的地方，极有可能是会昌寺，或者是其它明眼之处。但是《新唐书》却说“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78][3]”这段话的意思是，法师与公主初识的地点是郊区，或说是城内的禁地。既然是公主封地，要是在长安城内，那么就肯定是禁地。又因为可以狩猎，可以知道此封地是在郊外。既然是在郊外，根据唐朝不允许出家人随便走的律令[78][4]和僧籍管理制度[78][5]，辩机是不可能跑到那里去居住的。又怎可能有辩机的茅棚？对此上面章节已有证明，就不再重复。所以此段文字自然就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的记载。

经过对此事记载的初步讨论，我们否定了一点，就是《新唐书》所记载的两人认识之地有错误。但是仅靠这一点，还不能否定两史对辩机与高阳公主有染的记载与事实相出入。为此，还得对其记载合理性进行探讨。

首先假设两人有染，就肯定会保密，而且会非常注重保密的，因为两人都知道此事被人知道是会杀头的，特别是辩机。高阳公主肯定也明白此事被她父皇知道了，辩机是必死无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新唐书》却说“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如果两人有染，法师有公主所赐的神枕，那么两人必然非常相爱。两人又知道此事的危险性，自然不会干出这种容易让人抓到把柄的事。如果两人没有染，但是公主很敬重法师的话，送法师宝枕，就自然是正常情况。因为这是供养，而这种宝枕，只能一个人使用。既然公主是供养辩机的，辩机自然就有使用和所有的权力。

其次是盗贼去弘福寺偷东西，当时弘福寺是玄奘法师译场，一是人多，二是有兵将等护卫，有资料为证：

法师又奏曰：“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纲，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寺安置。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自是辞还矣。[78][6]

这是玄奘法师向唐太宗请求的事情，请皇上派人护卫弘福寺译场。既然如此，那么盗贼要到译场去偷东西，就需要有特别大的本事。那就肯定是很难被御史抓着的盗贼。抓不着自然就不会有下面的事。还有到寺院里偷东西，不太合常理，而且还是去住处偷，偷神枕，还不是偷那些经书、佛像什么的。如果是容易被御史抓着之人，那么就是平常小偷，即是平常小偷知道法师有宝贝，那么当时长安城的百姓，也应该有不少人知道此事。也就是说，此事相当于是公开的。如果辩机与公主有染，那么大家也知道。私下里肯定就会传开。那这些护卫在弘福寺译场的兵将，必然知道此事。其他官员同样也会知道此事，其中必然包括御史。他们都未举报此事，还要等到御史专门劾盗的时候？再说，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这种事情，太宗绝对不会心慈手软，难道高阳公主不知道这些？这其中必然有隐情，至于是什么隐情，就不必讨论，因为事隔一千多年，很难搞清楚这种隐情。所以这一段记载自然一点也不合事实。

既然两个最关键的记载都不合事实，那么辩机死的真正原因应该不是与高阳公主有染。

[78][1]见《新唐书》卷八十三，［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9页。

[78][2]见《新唐书》卷九十六，［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854页。

[78][3]见《新唐书》卷八十三，［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649页。

[78][4]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3页。

[78][5]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1页。

[78][6]见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30页。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