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七月底的一个周六，我半卧在沙发上，翻看着一份旅游周刊，头也不抬的问秦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没听过么？”秦岭点击着电脑里的体育新闻，头也不回的说，“读书少的人，就只好去旅行了呗。”

我有点失望，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却这样敷衍我。“切，古语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呢，你咋不去书里找媳妇呢。”我也回敬了他一句。

我叫梁丹青，硕士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在一家外资证券公司里做机械行业的分析师。秦岭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了，现在是一家小网络公司的营销主管。我们老家都是河南的，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算来我们认识也有12年的时间了，期间我们尝试过各种关系――同学、朋友、恋人、仇人、陌生人，用秦岭的话说：“只恨做不成亲人”。现在的关系又回到了我们尝试的最初，朋友。

“我想去旅行。”我对着秦岭的后背，认真地说。半年报的忙季刚刚过去，我终于可以在各种报告和表格中喘口气。我毕业那一年，正是中国股市如火如荼的大牛市，作为一名金融专业的正规军，我不明就里却又理所当然的进了我现在这家证券公司。拿着不菲的薪水和年终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excel和word，每天随行就市的修改着模型，挖空心思变换着角度写报告，不厌其烦地给基金经理们打电话，终于也能在业内小有名气，也算得上“明星分析师”了。而这一眨眼，就是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人们都说“七年之痒”，我不知道四年是不是也是一个坎。只是觉得心里越来越不安定，越来越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脑子里总是盘旋着很多形而上的问题，譬如，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为此，也当真翻了一些书。机缘巧合，先是一头扎进了神学的海洋，囫囵吞枣的啃了几部奥古斯丁的著作，无论是《上帝之城》，还是《论三位一体》，都看得一知半解浑浑噩噩，但也朦朦胧胧的受到些启发。后来又读到他的《论自由意志》，看完不禁拍案叫绝，自诩已经找到了灵魂的解脱，自此视奥古斯丁为导师，为其精湛的论述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而折服。他在既定的逻辑框架下，把基督教演绎得无懈可击，于是一切都具有了完美的意义。要知道，人家可是自幼练过雄辩术的！

某位哲人曾说：哲学系的学生进来先读尼采，就成了尼采主义者；先读康德，就成了康德主义者。因为读一本书就如同在与大师对话一般，如若自己道行甚浅，则必为大师的头脑所俘虏。此言甚是，我于是成为了奥古斯丁的坚定追随者，心中不再惶惑不安。

然而人一旦开始了对“意义”、“存在”的求索，就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某天偶然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原来上帝已经死了，而我就是那个在深山中的人――我竟不知道。于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读尼采，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摧毁了我从奥古斯丁那里建立起来的信念。被尼采洗过脑后，就很难回到正统的路上来了，对世界绝望了。随后又接触到尼采的启蒙老师叔本华，对社会也绝望了，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存在主义的阵营里。

我像每一位正统的存在主义者一样，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像每一位笃信尼采的人一样，知道存在其实毫无意义，存在主义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就这样，漫长的思想纠结过后，我没有成为精神病，也没有孵化成哲学家，而是成了一名信奉“享乐要趁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文艺女青年，这就是我的实用哲学。于是，过去熟悉的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些过去政治课本里的枯燥字眼，原来是这么重要。价值观变了，就如同换了一副眼镜看世界，一切都变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厌恶起我的工作――任何束缚自由的事物、关系，都令我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