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资治通鉴》记载“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哎，看来李建成真是成不了大气候，下毒的本事都不会。而李世民则完全可以说是一台造血机器，居然“?血数升”，真不知一个人身上有多少升血，大概那时的升相当于现在的毫升。

当一件事情很折磨人，而且性命攸关，到了最后估计大家都希望早点摊牌。经过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终于“厚积薄发”--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玄武门。

武德九年六月，“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这一下，太子集团把刀锋砍向了秦王最有优势的地方―军队，而且还釜底抽薪的把秦王那些能征惯战的将领悉数调走了。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李世民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将命运授于他人之手这不是李世民的风格。

对于玄武门之变，《资治通鉴》是这么看待的：“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在这里司马光没有否认李世民有争储之心，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而只是觉得李世民的策略有问题，不该先发制人，而应该防守反击，否则就不会让后世有嚼舌头的机会。既便如此，司马光还是在极力为李世民开脱：“既而为群下所迫”。

李世民真的是被“群下所迫”？

先，秦王府上的文臣武将都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武力铲除太子集团。试想如果不是知道秦王本意，外人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等离间父子君臣之语？

其次，在政变之前，李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这完全就是主动进攻的态势了，为什么要问这两人？因为两位李大将军手握重兵，不管结果如何，只要他们不配合，那么终是会有一场大乱；

第三，政变前夕，李世民要长孙无忌召房玄龄等人，可这些人怕他态度不够坚决，“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李世民大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这哪里是被群下所迫，分明是群下为他所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