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种事物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着不同的名称，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社会价值，名称改变与地位的变化既有命运之神的操动，也有事物本身的斗争。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凡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做工谋生的人，被称为流窜犯，是被打击的行列，如果带着一帮人或一支队伍，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从事他不该从事的事业，叫弃农经商，在那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年代里，无论是普通的人们还是政府部门，称他们为黑包工头，黑包工头虽然在外地挣了不少钱，但在他家乡人们的眼里，却一钱不值，被人瞧不起，被人轻蔑，其社会地位低于以劳资本的农民，如果政治上风声一紧，所谓的黑包工头要被收容、拘留或判刑。而散落在外地或城市各个角落的自由零工，也常被家乡村一级政府传唤，要回村里参加他们的本份劳动，否则家里人会受到牵连，政治上受连累，经济上受制约。所在的当地政府也经常盘问，需要家乡政府出一封证明信，证明他是好人，否则就会被传唤或拘留。那时的外出务工人员躲躲闪闪，象做贼一样，其实也是为逃避饥饿而采用的谋生手段，但也是被人们轻视、被政府制约、打击的行列。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体制的改变，农村出现了大批的富余劳动力，现代化的生产，机械化的耕作。生产在第一线的农民，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他半年的劳作任务，便节余了大量的时间，加上农闲时节，一年中有十个月在家中没事，逐步开放的思想被外面的精彩世界所吸引，走出去，步入城市人的行列便成了普通农民的追求，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向城市里涌动的潮流，去城里当保姆的，当清洁工人的，进工厂的，搞建筑的，寻找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职业，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成群结队，有直奔目的地的，有游荡着找活干的；有的是某工地、工厂找来的，汽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室、广场上站满了外出的人群，扛着行李，背着包裹，东张西望，在等车，在寻找工作。时代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群体，给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也给城市增添了压力，因为刚刚起步发展的城市，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混乱，于是广播里、报纸上、电视节目中，便有了“盲流”一词，把外出打工的人群称之为盲流。因为他们豪无目的，豪无秩序地往城市涌，没有固定的工作。这盲流一词不是什么褒义，带着几分讽刺嘲怒或批评，是一种不被政府认可的现象。而这形成的盲流队伍也不管这么多，该走的走，该回的回，好坏随便你说，我是要外出挣钱。经过几年的历练，这盲流终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已势不可挡。因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正缺少廉价的劳动力队伍，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艰苦的生产环境，急需着民工的到来，于是成千上万的来自黄土地上的农民，顾不得条件的好坏，工资的高低，有活就干，任劳任怨，逐步被城市人所接纳，来自农村的建筑队伍，冒着酷署和严寒，把一座座高楼大厦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一些原来被称为黑包工头的老板通过各种关系也占领了城市这块阵地，在建筑行业里站稳了脚根，他们在为城市改变着环境，在美化着城市的面貌。

到了九十年代，城市的生活已离不开来自农村的农民，小到生活起居，需女保姆，大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需要那勤劳的农村人日夜的劳作。于是盲流不再称为盲流，而被称为农民工，黑包工头也不是被人看不起的下层，而被称为建筑商，昔日常被传唤问讯的一个阶层，如今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座上宾和掌上明珠，时代的变迁，一切都在变化，原来被指责的现在成了热门，原来红火的也不见得继续红火。这就是变迁，这就是变革。

时代进入21世纪，从流窜犯到盲流，从盲流到农民工的名称改变，又多了一个福音，因为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到处发生。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对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赖依法处治，这才使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真正有了身价，其地位也被人们所认可，被政府保护，这也算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工地位的改变与时代发展有关，但也离不开农民工顽强的毅力，和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