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我的训练量逐渐的加大了，每天晚上我都是把自己练得精疲力尽才回家。。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晚上的时间逐渐变长，老百姓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尤其到了冬天，就早早的钻到暖和被窝里睡觉去了，而我去仍然在野外尽力的锻炼着。到了冬天后，我又增加了晨练，这么好的锻炼的时间，不锻炼可就对不起这次重生了。

随着运动量的增大，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的饭量逐渐的变大了，而且晚上锻炼之后又感觉饿了，只好在睡觉前吃点干粮，无外乎就是玉米饼、山药面饼，到了冬天有山药了，就是煮山药了。也幸好一般母亲都是在晚上蒸干粮或煮山药，我也不至于晚上挨饿，而且母亲也知道我晚上要加餐，他在睡觉前把干粮或者山药放在煤火台上，并且准备还给我准备了一壶开水，这样我就不用吃那些凉干粮了。

在学习上，当然没问题了，现在不止是帮姐姐，还帮周围的同学，现在我在老师的眼里是一个不爱说话、学校优秀、热爱帮助人的好学生，根本不用管我，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又非常遵守纪律，所以批评其他同学时总是以我为榜样，让他们向我学习。把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结果这又成了我谦虚的例子，把其他同学都嫉妒坏了。唉，没办法，谁让我优秀呢！

姐姐却是十分的自豪，因为我是她弟弟呀！经常在吃饭时讲述我的光荣的历史，父母也都非常高兴。有一次母亲突然说：“小凡，你现在饭量可是大多了，快赶上你爹吃的了，不止吃饭时吃得多，晚上睡觉前你还得吃点东西，你怎么这么能吃呀，这样的话我们可养不起你了！”

我当然知道母亲是逗我呢，只是呵呵的笑了笑，没说话。父亲说：“你懂什么，吃得多就长的快，肯定能长一个大个子，争取超过志俊。”

父亲说的志俊是我们白姓中最高的，我们一辈，比我大个5、6岁。只不过后来我超过他了。我说：“爹，你别急，我肯定能长一个非常高的大个子的，肯定能超过他。”

父亲笑了笑，说：“真要能超过那当然好了，唉，我们这一代人命苦，干活干的早，而且还挨饿的比较多。现在虽然吃的还不算太好，但终究是能吃饱呀。像60年，那时饿死的人可真的不少。”

父亲讲的60年是老辈人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时期，指的是1959年—1961年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说灾祸连连：

第一，当时中国的主产量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

第二，苏联撤离专家，逼换债务。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第三，“左倾”错误的贻害。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发生饿死人的祸根。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注1）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的共同作用，人们根本没吃的，就吃牲畜，牲畜吃光了，就开始吃草、吃树皮，草根树皮吃光了，连棉被里的棉絮也都被掏出来吃光了，吃的人们通体浮肿。老百姓们无处可逃，因为走到哪里都一样，于是便发生了上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不说别的地方，就我们这那几年也饿死不少人。

注1：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资料摘自《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