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军事方面共85项措施。

现在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谨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有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此外，“瑾峻刑”，其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丁末，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给事中白思诚、御史储珊等，复参辽东仓库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后各任椰移亏折之数，遂及都御史王宗彝……及郎中、给事中、御史等凡数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罚米输边，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罚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鉴武宗》)

刘谨的改革措施还包括降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三月，甲辰，振浙江饥……又停止本年应解杂款银六万两以宽民力。”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诏吏部考察京宫不必以时。”为避免战事发生时各镇守将领拥兵自保或各自为战，边防方面，“乃请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设文职大臣总制三达，镇、巡以下皆受节制”，对于屯制，刘谨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顿盐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刘复矫旨造御史乔岱等往核两浙盐课，追论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商课，自数千两至数百两，按历年深浅及大课多寡以定陪纳之数，皆令输京师内承运库。”(《明通鉴武宗》)

刘谨用事期间，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此外，调整过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录取人数。还有一些不拘礼法，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如“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为时人所侧目。

值得一提的是，刘谨虽为宦官出身，但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以至遭内廷嫉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又成了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刘谨“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叛乱平定之后，张永回京，“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就这样，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不过武宗还不想严惩刘谨，“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到抄家的时候，因为太监们事先作了手脚，结果“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明史列传192》)

受凌迟之时，刘谨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说谋反，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罢了。败亡之后，因为没有生殖器，唾骂之外，曾经有过的政绩也一笔勾销，就此湮灭掉了，在历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迹。刘谨专权时间不长，只从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数年而已，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归结为收受贿赂，残害忠臣两条。《明通鉴》说，刚开始“谨初通贿，望不过致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谨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倒了后来，则发展到“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这一轨迹，基本是不受监督的掌权者必经之路。至于成昌败亡的权力斗争，则兴衰无常，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亦是皇权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张居正尚不能免，作为阉人，刘谨更注定会成失败者，这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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