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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乡之生命尽头的日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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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尽头的日志

——苦乡——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算命先生说我只有49岁的寿命,因为生活中发生过几次巧事,便防备万一他那张乌鸦嘴真说准了,有些该说的话不说,憋在肚子里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下辈子超生岂不又是一个受气蛋!此其一。其二,一翻年我就48岁了,按照我的人生计划,过了五十岁是坚决洗手不再写,而且就算我49岁以后还活着,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看,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所以,我把往后两年的日记定名为《生命尽头的日志》是名符其实的。

总结我这一生,做过两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一是写了部百万字的《绿野纯情》。据权威人士介绍,这是全国唯一一部多方位、深层次反映从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向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情景的百万言巨著。它集历史性、故事性和文学性于一体,多少年后一定会大兴于世。二是严嵩被人们骂了五百年的奸臣,我历时十年,从北京首都图书馆,一直翻到省、地、市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以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地方土特产品、民谚的民间传说为基础,补充了严嵩的“简历”。先写了部人物传记《刀刃上的明朝权臣——严嵩》,替严嵩全面翻案,说他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能臣。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后又写了部《嘉靖演义》(暂命名)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以客观的态度反映了嘉靖皇帝和严嵩的一生,揭露了徐阶官场斗争诬陷严嵩、隆庆皇帝为争帝位杀弟弑父、王世贞公报私仇,三人沆瀣一气篡改历史的内幕。这两件事可以说让我没有白来人间走一回。

我最失败的是没有搞好跟两个孩子的感情。大女儿的生母在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当时很多人都劝我将她送人,然后自己再组织一个家庭,均被我严词拒绝。为了让大女儿顺利**并不受委屈,我找了现在的妻子,当时谈婚的唯一条件就是不许她打骂大女儿,大女儿千错万错都由我来管教。一是我的原因,二是外部的原因,致使我不在家时,大女儿在家里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六岁时就敢跟妻子来硬的。我回来听说后,狠狠地教训她一顿,她老老实实,服输认错。我一走,就变本加厉的跟妻子过不去,说妻子告她的状等等。

大女儿初二时不听话,坚决要求转了学。初三上学期,又因不听话被学校开除。我托关系将她送了回去,未几她自己竟然不读书了,谁也管不了她(当时我在北京打工)。新学年开始了,她突然又要读,我又托关系帮她恢复学籍,重读初三,报名仅仅一个星期,她又不读了,其时年仅15岁。

对于大女儿,她的爷爷、奶奶、伯伯、姑妈、外公、外婆、舅舅、姨等亲人都说是我把她惯成了这种样子,除了我谁也不能管她,她不成这个样子才怪。我严禁妻子指她一指头,是怕她受到继母的虐待,这种心情谁能理解呀!而大女儿逢人就说,我对她的教育不是打就是骂,至今心里都有解不开的疙瘩,我的这份委屈谁又能理解?

小女儿读高二时,走了她姐姐的老路,说什么也不读书了。跑到外面转了一个月,回来又决定读,但抵死要转学。到了新学校她又要在外面租房子,我不同意,见她在电话里跟她妈妈磨磨叽叽,我就要过电话,吼道:“你说你还想不想读,不想读算了,我再也不管了。”她立即回答了一句:“我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呀,还不是妈妈一个人在管我!”把我气懵了。

大女儿,爸爸当年要不是因为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爸爸小五六岁既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再组织一个家庭,但爸爸为了你,没有这样做。小女儿,爸爸因为戴了顶作家的帽子,又经常在外面碰撞,所以,曾两次遇到过能改变爸爸命运的机会,这两次机会是以爸爸离婚为前提。但爸爸不想让你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不想让你和姐姐都罩在单亲家庭的阴影里,因而爸爸拒绝了那些诱惑。这种爱岂能用爸爸是不是经常帮你们盖被子,是不是经常接送你们去学校来衡量的?你们都小,童言无忌,爸爸不会在意你们的话,爸爸只想告诉你们:爸爸爱你们,胜过自己的生命!

日记是私事,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放到网上的。但我生活得太孤独,太压抑。太孤独太压抑的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不找人倾诉,不找对象宣泄,憋在心里就会爆炸。孤独是因为我的周围没有知音,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太难太难了。压抑的是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身边的人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是看他会不会挣钱养家,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不能有任何指责。而我因为在写作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得的回报又是那样的不成比例,致使全家人长期处在生活线上挣扎。所以,关系远的人背后闲言碎语,关系近的人当面戏谑,怄得我只差跳楼。这一肚子苦水我不在网上找理解我的人倒,我找谁去倒啊!

还要声明一件事,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该出外打工的出外打工,该下地种田的下地种田。我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将日记传到网上,除了想找理解我的人倾诉外,我还想让大家共同验证一句古话:天道酬勤,努力是歌。我这一生可算是勤勤恳恳的一生,我会成为一首歌吗?

10月29日上午,战友郝顺贤打来电话,说浙江大学出版社寄给他让转交给我的图书出版合同到了。下午我到他的办公室拿了合同,顺便将长篇小说《重聚桃花源》第一部交给他,让他按每天一节的速度往博客上传。因为他的办公室里有电脑,而我要上网就必须到网吧,挺麻烦。接着我到邮局在图书合同上签字回寄,然后走到外面,在大街上低头闷走。

2008年10月,我受老乡的影响,也到武汉跑工地找活干。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我跑得很不成功。眼下一是还有几万元的债务在身,万一真的过不了49岁那一关,把债务留给了妻女,我死不瞑目;二是妻子身体多处不适,因为没钱,拖着不能上医院,让我忧心如焚;三是小女儿明年上大学,学费是万万不能没着落的。所以,尽快挣点钱,这是我目前的当务之急。

20天前,我决定一面在工地上找活干,一面兼职替一家建筑装饰公司跑业务。跑过业务的人都知道,在跑业务的过程中受到冷遇和伤害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跑业务,受到冷遇和伤害的时候更多。为了自己可怜的自尊心,除了业务名片外,我又给自己定印了一盒作家名片。不过用作家名片跑业务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可能赢得部分人对自己的应有尊重。不利的是有些可能跑成的业务也会因此而跑不成。原因很简单:有些人想从工程中捞取好处,谁愿意和作家记者们做这种交易呀!

01、11、1日、星期一晴

早上七点,我从住处出发,首先来到了一处中国建筑总承包公司的工地,两栋33层的大楼。以前自己找工地跑植筋活儿干的时候,这种工地是万万不会来的。一是这种大公司都有自己的队伍,水泼不进。二是大公司的人往往都很傲慢,一般人跑去联系业务,那是拿着脑袋去撞墙。

我找到了工地办公的活动房,几间办公室都空着,只有一间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在复印什么东西。我敬了烟,递上一张业务名片,客客气气地说了我的来意。他爱理不理地说:植筋我们有人干,其它的归甲方管。我问清了甲方办公室,就赶紧离开了这里。

甲方“书记室”“经理室”在二楼,都关着。我跑上前查看,确认里面没人后,便到楼下等候,有人进去,我就上去。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没有动静。我忍不住又到楼上,在其它办公室门前东张西望。有一个年轻人问我:你找谁?我知道这些人当不了家,若说跑业务他必然赶你走,便掏了一张作家名片给他,又敬上烟。他见了我的名片,态度大变,热情地说书记经理都不在,要找他们后天再去看。还热情的跟我聊天,说若是不想再去的话,把名片留在商务部,他们也有可能转交上去。

离开了这个工地,我爬上公汽继续向前走,忽然看见了一个建筑管理站的牌子。反正我是一只无头的苍蝇,乱碰乱撞罢了,便急忙下车,走进了这个管理站。一楼有办公导图,标明领导办公室都在三楼。我来到三楼,可能衣着廉价陈旧,解放鞋上满是尘土,提着一个商场里购物时赠送的袋子,形象不佳。一个人生硬地问:你找谁?干什么的?我掏出一张作家名片递给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找你们领导。对方看了我的名片,口气有些缓和:你找哪个领导?我说:找站里的一二把手。对方说:一二把手都不在。然后走了。我在办公楼长长的走廊上来回查看,最后见一个“副站长办公室”门开着,就敲了敲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副站长四十多岁,较富态,很有官者之相。他冷冰冰地看了我作家的名片,态度渐渐好了起来。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他一定认识很多建筑老板,请他帮我介绍几桩业务。他很热情,说确实认识很多建筑界老板,但他们有行业纪律,给人介绍业务是禁区,万万触不得的,并一再请我谅解,朋友般的诚恳态度,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从管理站出来,我继续前行,一家上市建筑公司——A公司就矗立在前面。院门口有门卫,办公楼一楼也有保安,奇怪的是谁也没有问我是谁,任由我一直走上了三楼。按照办公导图指引,我要找的部门都没有人。无奈之下,便与设在三楼的一个警务人员搭上了腔。我老一套,敬烟,递作家名片,道明自己的来意。他也很热情,说公司一二把手都不在,工程部的负责人在,可以去找他。

我听了,急忙出来找工程部的负责人。这位工程部的负责人约45岁,正在办公室里上网。很遗憾,他对我是什么人没兴趣,来干什么更没兴趣。只是一个劲地操作着他的电脑,凭感觉淡淡地对我说:我们这里没你所说的业务。其神情大有逐客之意。我很识时务,起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也许他正在网淫,我敢败坏他的兴致嘛!

我不服气,又来找警务人员聊。最后我将带来身边的一套样书和名片一起交给他,请他转交给公司的一把手,表达我的敬意,过几天我再去探消息。他满口答应了。

离A公司不远,前面还有一家B公司。不过我没了样书就没了底气,不敢去跑了。若不然保安问我是干什么的,仅凭一张名片就能证明我是作家?说不明他还会把我当着一个歹人而进行无礼。还是回到住处,明天再带一套样书来吧。上面有我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合影,还有与省电视台台长的合影。这些足以证明我不是骗子,更能证明我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01、11、2日星期二多云

早上出门,原本准备直奔B公司,途中却发现了一个工地,便途中下车。急了一看,原来是一个体育运动馆,一个大框架,几根柱子,没我跑的业务。

远远的有一个塔吊,表明那里有一个工地。走了约一里才到。一是门卫不让进,二是工地刚刚挖脚,早得很,只好离开。

继续向前走,希望看到新工地,但没有。大约走了七八里,终于来到了B公司。保安果然不让我进,烟也不接,问我干什么,还让我打电话联系,公司里让进他才让我进。我掏了张作家的名片,他看后惊疑不定,问我一个作家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找公司宣传部有事。他便说宣传部在四楼,电话也不要我打了,让我进。

办公楼有几层在维修。因为一楼没有导图,我从一楼走到五楼,也没找到工程部和公司领导的办公室。想问,走廊里又没有一个人影。我在心里想:像这样的大公司,领导的架子必然大。就算我硬着头皮找到了他们,好结果他们可能敷衍我一下,坏结果对方也许不问情况就赶我出来。何苦呢,好找就碰碰运气,不好找就算了,还是随缘吧。于是,我离开了B公司。

往下没了目标,我随便爬上一辆公汽,由它拖着我乱跑。终于又看见了一大片工地,下车去找,共有三个项目部,有两个“项目经理室”关着,问又不好问,便向那个找着了的项目经理传了一张业务名片。走了。

走到另一大片工地上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半。我在工地周围散步,了解到工地共有六栋房子,却只有一个项目部,这在武汉是少有的事情。一点半钟我到办公室附近去守,一直到三点半“项目经理室”无人出入,旁边还有其他几个业务员在等,都不耐烦了。他们先后走了,我也随后走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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