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是怎么开车回家的，上了楼就一头倒在床上，真的病倒了，整个下午一直在发烧，头昏目眩，胃里作呕不止，去厕所吐了两次。栾军问我要不要看医生？我烦躁地说这点小病看个屁。拔掉电话线睡觉。

在高烧的晕眩中，我反而感到安全，现实中的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时间变得像面团一样，可以任意伸长缩短，也可以逆向转换。前世今生如万花筒般错综迷离，月亮和潮汐一进一退，波涛从天边涌来，无穷无尽。人像鱼一样地在记忆之海里游荡，任何五光十色的鱼儿都是幻影，是流动的梦境，醒来之后就完全不存在。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可以重叠、交错，揉为一体；或者可以像一支构造精密的枪械被一只熟练的手快速地拆卸、拼装，重新组合。最主要的，在晕眩之海里没有前因后果，没有计谋的钓饵，也没有责任的锚。巨大的鲨鱼可以含情脉脉，小不点也可以凶狠无比，一片混沌。一切都是场游戏，都不算数。在晕眩中发生的任何事都是演习、彩排，黑板上的字还没有写完就自动消失，另一只无形的手又飞快地写满。永远在开始，又永远在结束。

在翻天覆地的晕眩中心有一块方寸之地，像面纹丝不动的镜子，映出一张女人的脸，面目不清却哀怨动人，我很清楚地知道她不是桃子，只是一个作为男人对立面的女人，柔弱无力却致人死命，那种诱惑任何男人都绕不过去。再仔细一想，男人从到世界上来的第一天就注定了以猎杀女人为终极目标。谈情说爱是一种猎杀，婚姻是一种猎杀，勾引是为了猎杀，****更是一种实质的猎杀。

我是在棋局将近结束时，在晕眩中突然明白，不是我杀了桃子，也不是阿松用代价买来的杀手杀了桃子，而是上帝借我之手，演出了一场男女相残的戏剧。即使不通过我，上帝也会凑齐角色，张三杀桃子、李四杀萍儿地上演这剧大戏。谁说上帝是创造生命的？我看这些生命被创造出来就是让他们互相杀戮的，残酷地杀、文明地杀、荒唐地杀、阴差阳错地杀。一枪毙命和慢条斯理地杀，结局都是一样。一个皇朝被一个妖媚的女人颠覆，一个强盗入门抢劫时杀掉手无寸铁的弱女，弄权女人的一句话把人送进监狱折磨致死，田里的农妇偷袭士兵再被乱枪打死，或者像桃子这样死于乱麻般的恩怨交缠之中，全是命定。

你说这都是昏话，高烧不清加上做贼心虚胡诌出来的昏话。也许吧，但是昏话就没有道理吗？有时人被纷乱的现实蒙蔽了双眼，只有在神思恍惚中才能一窥事情的真相。真相并不悦耳，真相也可能超出我们的常识，不被我们的常规思维所接受；但是记住，不是我们制定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而是我们在这个规律中被卷裹着顺流而行，身不由己。

虽然话这么说，但我并不感到轻松，一个杀手的命盘永远是沉重的。我们像屠宰场里接脏物的盆子，血水、内脏、碎骨，以及任何使人作呕的脏东西全都扔在里头。你只要沾上一次，那股臊臭的味道就永远洗不掉。虽然杀人多了，感觉会麻木掉，但是在夜深人静时闻到自己骨头缝里飘出来的血腥味，心里还是会发虚。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就连我们这些以杀人为业的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不例外。我们的职业注定了永远紧闭藏污纳秽的内心，不得向任何人敞开，无论多大的压力也只能自己承受。

傍晚，天黑了下来，屋子里静悄悄的，我清醒了一点儿，栾军不知去了哪里。隔着门缝传来前面招待所老头煮菜的味道，油烟气夹杂着不新鲜的煎鱼味。胃又翻腾起来，撑起身去厕所呕吐，除了清水什么都吐不出来。回来时一眼看到电话机被拔了线，静静地蹲在一把椅子上。我踌躇了一下，当初跟阿松说好到了洛杉矶打电话来告知结果。下午要栾军拔了线，是我下意识不想接到阿松打来的电话，怕听到事情做得顺手，也怕听到事情被搞砸了。现在清醒了一点儿，知道把脑袋埋在沙里不是个办法，早晚得面对。阿松他们如果在十二点左右做完活，那么这个时间也应该到洛杉矶了。我盯着电话机，最后决定还是把它插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是遮掩不住的，该怎样就怎样吧！

我的手抖得厉害，插了几次电话线才插上。我把电话机放在地板上，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人还晕着，抖索着摸到香烟，刚一入喉，竟是狂咳不止，喝下半杯剩茶才停住。

烟吸进去都是苦的，可是我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门板很薄，隔壁传来住客吃饭的声音，男男女女有说有笑，一个男人大声问烧饭的老头，有没有过瘾的录像带？老头问你要看几个×的？男人说×越多越好。住在招待所的这些家伙，拿了国家的钱，美其名曰出来考察，白天西装笔挺地出去逛街，晚上回来就窝在房间里看小电影，临走大包小包的。一堆蛀虫，我见了面从来不跟他们打招呼。

等了好久，电话还是不响，我又检查了一遍，看看线路是否接上，电话上有个自动答录机，我也把它按下。阿松他们怎么了？现在差不多近九点了，早就应该到了。那为什么还没电话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我差不多一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胃里不住地返酸水，应该吃点什么压一压。但是想到要走两个街口去盖瑞大道，腿就不住地发软。算了，还是等会儿让烧饭老头给我煮点稀饭，或者栾军回来叫他帮我跑一次，买个外卖回来。

搬出来之后，栾军跟我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表面上他还是尊我为头儿，一口一个“老大”，我说什么他也都听从，但自从我们跟阿松他们干上了买卖，他跟阿光那伙人走得近了，除了晚上出去办事，白天也常混在一起，我知道阿光常带他去越南人的按摩店找女人，这种事是我没法管的，但男人能混在一起玩女人，那就没有什么事不能说的了。我也有几次婉转地提醒过他，在江湖上行走不能没有防人之心，阿松跟我们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栾军嘴上答应着，但平日却依旧和那批人混在一起。所以我留了个心眼儿，这次的行动没有让他掺和进来。但不知阿松那头会不会泄露到栾军的耳朵里去。

今天是周末，周末的生意好，有时一个周末能抵上一个礼拜卖的货。我们一般十点出门，那时酒吧人丁兴旺，鬼佬们两杯黄汤下肚，没有白粉就不能尽兴。这时进门，一看酒保眼色，就知道哪个是买主，去次厕所，马上会有人跟进来，就在小便池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晚上家家酒吧都不落空。

阿松这次上来带了两个月的货，我还没分下去，拆成六包藏在我们房间的床垫下，栾军应该回来拿货的，周末的销量比较大。

突然电话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我被激得一激灵，下意识地提起话筒“喂”了一声，话筒里没有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阿松”？还是寂静无声，但那头的人却没有放下电话，听得见背景里街上的嘈杂声，我火冒八丈，冲着话筒大骂：“哪个龟孙子吃饱了没事干，玩到老子这来了？小心被老子揪住崩了你……”那边还是一声不响，我想也许是洋人打错电话，听不懂我的骂人话，就加上一句“****you”。一把摔上电话。

九点三刻栾军回来了，一看就是喝了酒，脸通红，大着舌头问道：“老大，起来了？”我本想叫他去帮我买个外卖，一看他这个样子，皱了眉头：“栾军，晚上还要出去办事。怎么喝了酒？”栾军道：“被那两个越南仔拖去，就两杯，没事的。”我说：“还说没事，去照照自己的脸，我是条子的话一看就拦你下来。”栾军讪笑着：“老大，你自己病得歪歪斜斜，不好好躺着，精神头还这么大。哪个条子敢拦我的话就给他一枪。”我说：“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你身上还带了几万块钱的货呢！”栾军道：“老大你操太多心了，以前可没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一听这话，一口烟呛在喉咙里，又是一阵大咳，好久才说得出话来：“你当我愿意操这个心？惹出麻烦来不就是我一个人在收拾，鬼影也不见一个？也好，死的死，走的走，靠我一个人硬撑在这儿，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如大家散了吧！”

栾军没做声，给我倒了杯水。我说：“栾军，不是我乱发脾气，近来烦事太多，洛杉矶那头，赚钱时什么都好说，不赚钱时可难说了。你知道，越南人很难弄的，你还在兴头上，他已经翻了脸。还是提防些的好……”

栾军刚想说什么，前面厨房里传来一阵喧闹声，一把椅子翻倒在地，有人尖叫了一声，我跟栾军都不说话了，竖起耳朵听前面的动静。有人低声在说什么。栾军刚想开门去看个究竟。我阻止了他：“不关我们的事，你打点一下，早去早回，这几天我右眼一直跳个不停……”

栾军在床垫下翻出白粉，放进一个纸袋，准备出门。突然，我们房里通往厨房的那扇门被敲响了，我俩使了个眼色，栾军掩进厕所，我大声问道：“谁？”

那个做饭老头的声音：“先生，对不起，能不能开开门？房东来了。”

我一口拒绝：“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门口安静了一下，我想老头大概走了。叫栾军出来，不料又响起敲门声：“先生，房东说你们一个礼拜的房钱还没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