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必须看到是百姓成就了我们。我们郴州这里80%的病人没有参加医保，其中60%是农民。也就是说，我们医院目前绝大部分收入是老百姓掏自己口袋里的钱。其中很多农民为了治一个病，变卖耕牛，甚至抵押房宅，或者借遍亲朋好友的钱……可以说老百姓是孤注一掷地把钱交到我们手里，这是命之相托的钱。否则，能有我们的今天吗？

现在医院每年收入3个亿左右，我们有条件建房盖楼，有条件更新设施引进设备，有条件招募人才，有条件改善医护们的生活居住条件……我们现在确实有条件了。既然有这个能力了，你有什么理由拒绝老百姓？为什么不去考虑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为政府承担点责任呢？

作者：刚才您谈到责任的问题，这代表了国民百姓对国有大型医院普遍的期求。从目前国民百姓心态分析，恐怕人们对于医院的经济效益、发展建设表现出逆反心理，你所说的责任与大众普遍期求的社会责任，所指是不是一致的？

陈亚光：我认为，现今人们对于国有医院责任的认定上缺少认真地思考，过于表面化、概念化了。一谈到国有医院，凡涉及到经济效益、管理效益、规模效益等字眼就敏感、回避，甚至腻烦。事实上“效益”这个词不是根据人们的好恶或者某种偏激的情绪来框定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医院一定要发展，那么必定和所有的部类一样要追逐最佳效益。除非经济停滞了，社会凝固了。

最简单的例子，洗浴文明已经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假如医院的病房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状况，连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那么，住院会让人觉得是件很懊恼、不方便的事情。又比如，冠心病已经是常见病、多发病，而你作为数百万人口大城市的中心医院，你还不会做冠状动脉搭桥术、不会做动脉造影、不会做支架手术，结果整个城市的心脏病患者个个只得离家出走，异地求医。人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城市太落后了，落后到闻不到科技的味道，找不到基本的时代元素。简单地说，对于医院，有病，有需求，就是责任。所以说，国有大型医院理应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市政建设、科学技术水平、人均收入、人口数量等保持同步发展的水平，甚至要略微优先。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大型医院，还不能排除要承担起国家公共设施标志性意义的作用。

国有大型医院还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目前因为社会对医院责任的认识有失公允，这也直接干扰了医院管理者的正常思路。试想，医院讳言经济效益、讳言经济管理，甚至一味地违背经济规律来迎合舆论思潮的需要，以至不惜放弃正当的经济利益，长此下去的结果，丢弃的是规则，流失的是国家资产。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在国家对医院的投入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有医院内部管理，摸清家底，收支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开拓市场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责任要分清。国有医院做维持、调节医疗市场价格的标杆，这个责任可以承担。但是，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这不是医院的责任。医院不能做降价的标杆。

作者：国有医院除了与社会同步、增强自身发展的责任之外，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责任您是否有自己的见解？

陈亚光：现在社会上对于医院的褒奖之词已经局限于“平价医院”、“降低药品价格”、“特困病人免收费用”……

这些只是表象，是很浅层次的。试想，这样的责任面有多宽？只能是针对少数人、个别人，它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实行减免。什么每天最先挂号的5个病人享受免费治疗，既然有免的有不免的，这在服务对象的收费标准上是不是有不公或歧视的嫌疑；什么单个品种的药价降低了多少，实际上相对应的是病人服用药品的名目悄悄增加了等等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舆论引导只会对医院的正常职能产生偏移和削弱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衡量一个医院的责任意识主要看它参与公益活动的程度。比如扶贫资助多少，救灾捐款多少……

严格的说，这些不是国有医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业，它更多的属于形象工程，而且这样的公益活动是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为的。

事实上，作为国有大医院，政府从来没有下达过经济指标，没有规定你每年挣多少钱，政府对于国有大医院没有明确的责任给你，最多到了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比如“非典”时期，才指令医院站出来承担义务。所以，在正常时期，我们的社会责任只有靠自己去思考。

我认为，国有大型医院的责任就是要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相适应。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洞察，是体谅，是觉悟。

近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建设中，我看到国家有困难。2005年郴州地区年终例会上，一个县的领导满怀喜悦地汇报了他们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三个第一”：全县第一次实现了干部全年全工资；全县第一次兑现了出台将近二十年的山区补贴费，每人50元；全县第一次……这样的例会我年年参加，基层的财政状况年年如此，在一副副欢欣鼓舞的表情下面总有一些诉说不清的潜台词。再说，医疗保险的前期宣传动员工作是规模性的工作，需要挨家挨户地发放资料。一个县一般七八十万人口，几十万户人家，就是走一遍，就得多少人力？又得多少时间？印刷资料的费用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作者：您的医院一年要支付200万的培训费，还有数十万元的项目宣传费用，外加人力的投入，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经营管理者，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陈亚光：过去，我们也搞过投资扶贫。那是任务，是我们郴州的桂东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出钱为他们的卫生院盖了楼，我们出物为他们装备，我们还定期派医生护士下去蹲点服务。但是卫生院依然没有病人来。结果，楼房空着，设备闲着，我们那么优秀的大夫白白耗着，卫生院连运行费用都挣不出来，靠“扶”是扶不起来的。

现在合作医疗不一样，解决了农民大病报销的问题。截止到6月底，桂阳县就有近25000人得到了药费报销款，这笔钱有2000万元。这么一来，农民有病想看了，也敢看了，自然乡镇卫生院的门再不冷清了，多好的事。

说实在的，这些年医疗市场竞争很激烈，为了争夺病员，有些医院甚至有按人头支付佣金的；花钱做广告宣扬自己的也不少。这样的事我们不做，不是花不起这个钱。我们的钱，要花就花在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上。

作者：郴州地区新型合作医疗的状况怎样？你们在这项工作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后还会继续将这样的责任承担下去吗？

陈亚光：郴州地区第一批试点县是桂阳县和资兴市，截至2006年6月，桂阳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率达到80%左右；资兴市达到91.9%。

下半年我们地区还要增加三个试点县，按照湖南省的计划，到2008年整个地区全部搞完。我们做好了准备，政府搞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我自己认为，在试点县的合作医疗推广工作上，我们郴州第一人民医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新型合作医疗的责任，是国有大医院最有能力，也最有资格承担起的。

作者：记得您不主张“医院让利”，但是，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上您又表现得大义凛然，似乎判若两人。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

陈亚光：让利和责任是两个概念，让利是被动的，责任是主动的；让利是非规则行为，责任是规则行为。在竞技场上，刘翔与亚军的时间差仅只零点零几秒，他们之间绝对拼力相争，不会有丝毫相让之念。至于他获得巨额奖金之后，他会依据自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去实施他的责任计划。同理，在市场上，竞争对手是不会以利益相让，但是在获得相应的回报之后，他们也会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承担自己认为必须承担的责任。

任何事物是双重性的。在解决农民大病报销的同时，自然会带来多方效益。

现在国家和地方财政给农民的医疗补贴是每人40元，再加上农民自己掏10元，也就是每个农民有50元的医疗资源。对于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就是数千万的卫生资源。推而广之，一个地区、一个省、整个国家。这应该看作是医疗资源一次前所未有的规模性调动。

医院回报社会、回报新农合事业，最终能给医院带来好的发展前景。如果说，一般的人在医疗市场上的竞争更看中战术的层面，那么我更看中的是战略的层面。我喜欢从大处入手，从未来着眼。所谓做大做远，再大，大不过国家的需要；再远，远不过百姓的需要。我相信，做与国家和百姓相关的事情，前程必是光明的。

从我们医院今年第一季度信息看，医保试点县桂阳的病人增长很快，占到我们病源的13.6%，他们的增长幅度超过医院的平均增幅。这才是开始，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大医院参加合作医疗的推行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直接体察到民心民意。比如农民普遍担心的是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疗费贵，这样至少逼你必须做出一套针对农村医保对象的用药方案，否则，你走家串户、苦口婆心调动起来的看病意识，很可能因为一张药费单就把人家吓回去了。真要那样，岂不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