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青岛要去婆婆家之前，除了给婆家的物品，我要将一些过节的物品分一些给娘家。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调理我的哮喘好了许多，特别是心情好了很多，至少我没有抓到他背叛我的把柄。

我妈家离我家跨着两个区，老市南是当年的市中心但是俞市长在任的时候把市中心向东部迁移了，所以昨天的市中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环寥落静默了许多。它逐渐显出老城区的衰老模样。在母亲家楼下坐着许多老年妇女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顺道聊一些家长里短，最该提到的就是“周大妈”。

我和大卫的结合是出乎大家视线的，在那个对2000年全面实现小康生活的期盼中大家的血无疑是沸腾的。“万元户”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我们单位是个商业企业女人多的地方，除了相互攀比就是相互妒忌，不是谁、谁、谁订婚得了多少金银首饰就是收到了多少彩礼，以显示女孩在男孩心目中的地位。为了讨个吉利的好彩头把订婚的彩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推到19，999元。婆家要拿出这笔钱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我第一次到婆家”看家“的时候，大弟媳的一句话让我打破了这种俗不可耐的规矩。同时也为我未来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不少隐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周大妈，您好”我在我妈家楼下果真碰到了她。

“又回来给你妈送东西啊!真是个孝顺闺女。”周大妈边说边目送我进了楼道。

我其实挺烦她这样寒暄的，只不过在我孩子未出世时她的一句话救了我孩子一条小命。

那是在1997年的9月30日的下午，我因为先兆流产等孕期反应从怀孕一个月后就一直未去上班。与其说是身体原因不如说是精神原因，那时的企业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一切人员去留、工作安排和经济效益都是由经理负责。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加上严重的失眠我患上了“贫血”，怀孕后又一直低烧不断，我本还可以在收款台偷个懒。谁知在一次献血活动中医生无意地说出了怀孕的消息。我无法在收款台工作只能“被照顾”到柜台里，每天一站6个小时天天如此，还要严格按照工作制度不得有特殊待遇。几天下来我的腿开始浮肿，涨得像个成熟了的茄子一敲咚咚作响，下身开始出现些许血迹，因为发着低烧不够37。5度的标准线我是不可以请假的，空调下的我时常感到寒冷和疲惫。在经理眼里我是“有污点”的人，我的一切都会受到一名纪律监察人员郑梅的特殊关爱，这是因为我们经理是两位极其有“挽救堕落青年”责任感的人。

在家里大卫却让我打掉孩子，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他没有错，我为什要打掉他？他的态度让我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懒得和他商量，我坚持要保住我们的孩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找在青医附院中医科上班的姨妈，姨妈是最疼我的有时比妈妈还骄纵我。我拿着正规医院的假条时，假条上赫然写着一排大字“不了解此人在单位的表现，请假望酌情处理“，每次看到这行大字我都有种莫名的反感。姨妈不管这套她就知道这段时间什么才是对我好。

每次请假我都是战战兢兢的，说句老实话：我的心里防线早就坍塌了!在94年的秋天我被他们逼得是想到过”自杀“的，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患上了“失眠”。

姨妈总安慰我说：“你别怕，有问题让他们来找我。”

经过一个多月中成药的调理我的脸上渐渐地恢复了血色。孩子是个“心急”的家伙到了9月30日在我回娘家的档口他的出怀被周大妈发现了。

“晴儿，怀孕了？”周大妈笑着说。

“嗯”我应了一声。

“出生证办了？”周大妈追问道。

“登记的时候办过了”我答道。

“哎呀！现在又改办法了，怀孕后再办，以前办的不好用了！要在怀孕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办得才有效，过了就要打掉。”周大妈解释道。

“那怎么办呀！周大妈过了十.一小长假我就要过日子了·······”我不敢往下想了。

“你还是赶快趁着街道办事处下班之前先去报告一下，看看能不能先跟计生办打个招呼，回头再到单位补办个手续。”

“好”我应承着，也顾不得去我妈家便急匆匆地赶往了街道办事处。

要去街道办事处是得经过108级台阶的，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好不容易到了办事处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办事处的人给计生办通了电话，宽限到小长假结束后再办理，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不对啊！我怀孕的事情单位里管计生的郑梅是知道的呀!她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呢？